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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31, 2005
Everyone has a dirty laundry
在仿佛全国人民都守在电视机前看超女10进8的那个夜晚，我写完blog，躺床上看今年6月号的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说来惭愧，自2004年底FEER被迫改版，我就没看过这杂志。想起2003年时，因着工作的便利，不仅每周都能看到这本黄色封面的杂志，而且还与它的几个记者打过交道。其功勋主编Derek Davis的讣告亦令人神往——至今中国还没有这么潇洒的杂志吧（别跟我抱怨体制先）。
但在当时，FEER颓势已显。偌大的一个亚洲，让一本不足百页的杂志覆盖，着实为难，这让它的文章经常流于仓促。而直接的结果是，其影响力和广告日少。
没有像2001年亚洲周刊毅然停刊一样，FEER改版了，变成纯粹的review。我手上拿的这本，并不算厚，除了前面的两张广告，都是黑白印刷的白报纸。在任何杂志都超精美华丽方向靠拢的今天，这当真是逆潮流而动。15美元的一本，也算贵了。
因为杂志的名字没有变，所以大方向依旧——坦率说，我并不认为，这本杂志在改版前后能有质变。原因无他，时代变了，远东已经不是一个模糊的小概念，而成了精细的大市场，机会已经转移到中国，或印度，或香港的方向明确的刊物了。
杂志的新主编，前亚洲华尔街日报评论版主编Hugo Restall大概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多多少少试图让Derek Davis还魂，开始兜售更尖锐的观点。
比如，我手上这本2005年6月号，就它因为一篇书评而被在国内被ban。书评写的并不算尖锐，只不过将原著的一些观点与事实进行总结而已，据说被ban的一霎那，外界又对FEER产生了不少好奇。
我对该书（以及该书评）的结论——其人比Hitler和Stalin更嗜血——无从评论，不过倒对其中两条事例侧目：说在延安时，他曾下令种鸦片以获利。又说，他本无意抗日，无奈于Stalin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
因为实在是狠难让人信服之事，为了证明自己观点言之有据，作者也做了100多页的索引。信与不信，发乎一心。
童话世界的悲剧国王
Disney War
James B. Stewart著
Simon & Schuster出版社出版
收获：
到了2001年，似乎已经没有什么题材值得詹姆斯·斯图尔特一写了。
这个美国新闻界的天王级人物，正当的上“大气早成”这样的评价：早在1988年，年仅36岁的斯图尔特就因为报道华尔街的内部交易获得普利策新闻奖。3年后，他将此一题材深入挖掘，写出了厚达600页的《贼巢》，不仅成为当时最为热销的读物，更成为商业史上最重要的记实作品之一。
天生的敏感性格（强人亦同志），经过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后天训练，让他练就了一套调查考据的硬功夫。此外，他似乎还有一种独特的才能，总能够找到最具时代性的题材与故事。这些年间，他一共写了7本书，题材涉及法律界、克林顿白水事件、杀人医生……每一本都广受好评。
横跨政商法三界，书写过华尔街和白宫这两个美国梦的象征，还有什么值得这支冷静的手术刀剖析一番？
答案是好莱坞。2001年，50岁的斯图尔特找到了迪斯尼的CEO迈克尔·埃斯纳，表示自己想写一本关于“美国最著名的媒体娱乐公司如何与各种创新和技术挑战搏斗的幕后故事”，记录创新过程和创新文化，以及管理层如何在利润与艺术灵感中平衡——对于乐观主义者埃斯纳，这一建议颇能令其兴奋。
无巧不成书，这个一拍即合的合作计划因为9·11惨剧的突然爆发而被搁置，等到斯图尔特完成了9·11的著作《士兵之心》，重返迪斯尼，已经是2003年的事情了。但这时，正是埃斯纳的多事之秋：迪斯尼的侄子、公司董事罗伊·迪斯尼对其逼宫，公司最重要合作伙伴Pixar与其终止合作谈判，旗下电视网ABC内乱，Comcast公司对迪斯尼发出敌意收购……
对于斯图尔特这样一个精于描绘混乱局面的人来说，这的确是再好不过的题材了。连埃斯纳也不得不对他表态：“我能预见你的书正在变成《门外的野蛮人》”。
此言非虚，最终这本厚达592页的《迪斯尼战争》，像商业经典著作《门外的野蛮人》一样，充满了复杂的商业故事，以及其背后的复杂人性。这本书像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它的前180页像童话，后面则更像莎士比亚作品。像很多莎翁作品一样，它有一个悲剧主角：埃斯纳本人。
很多媒体都在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埃斯纳执掌迪斯尼的20年间，其成功与失败在前后两个十年泾渭分明？斯图尔特的答案是，所有这些不幸则来自于埃斯纳性格中的一个致命缺点，“不诚实”。
听起来似乎危言耸听，但此处的“不诚实”有着较为宽泛的含义：无法真诚面对他人和自己。因为此，忙于应付那不停膨胀的自我的埃斯纳难以与身边的人合作下去。
迪斯尼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发生在1994年，埃斯纳将其得力助手卡曾伯格排挤出迪斯尼——原因正是对方对埃氏“沃尔特·迪斯尼接班人”的角色构成了威胁——为了稳定公司局面，他找来了自己多年来最好的朋友迈克尔·奥维茨，后者是好莱坞最富权势的经纪人。
但就在埃斯纳将奥维茨引入迪斯尼那一刻起，他就后悔了。没有人能解释这究竟是为什么，但他不停在奥维茨的工作中扮演掣肘的角色。他反对奥维茨提议的进行书籍和音乐领域的收购，理由是迪斯尼应该专注于内部增长，但同时他又主导了对于美国广播公司的收购。只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他又将奥维茨挤出了公司，两个人的友谊也从此终止，而真正为此付出代价的还是迪斯尼公司，它必须付给奥维茨1.4亿美元补偿金。
奥维茨的惨遇并非是唯一的，如果列举一下过去十年来离开迪斯尼的高管，几乎算得上一只“梦之队”：梦工厂的杰佛利·卡曾博格、希尔顿饭店的CEO斯蒂芬·伯伦巴赫、Comcast的COO斯蒂夫·伯克、女性频道Oxygen Media的创始人杰拉尔丁·蕾波恩、医疗公司Amgen的CFO理查德·纳努拉、革命电影工作室的乔·罗斯、玛莎•斯徒尔特的苏珊·琳恩……
所谓“迪斯尼战争”，就是埃斯纳无休止的与各色人物发生冲突的过程。这个曾经被视为美国最富创造力的CEO、魔法世界的国王，实则相当不快乐。对于看惯了管理著作中成功案例的读者，这样一本充满了复杂故事，并清楚昭示了一个管理者不应该怎样的著作，是相当难得一见的。
推荐：变态翻译的the birth of Google，小汉解答的红学研究历史难题
July 29, 2005
bang bang ,they shoot him down
今天承蒙一位同学友情赠送，晚上7点半坐地铁回家时，我可以翻开当天的亚洲华尔街日报——虽然我看WSJ也有3、4年了，不过通常是在网络上，所以今天的经历多少也算奢侈了。
因为一天没上网乱看，所以报纸一打开才后知后觉的发现，DaimlerChrysler的老板，德国人Juergen Schrempp宣布要退休了。
不过是一条CEO去职的消息，我竟然又唏嘘了几下。
2001年底吧，我开始真正摸索商业新闻写作，开始看WSJ和BusinessWeek这样的外刊，所以那时候每看到一篇好稿子，都印象格外深刻，而每看到一篇牛人的报道，都对该牛人充满感情。
比如，GE的Jeff Immelt，还有Merrill Lynch的Stan Oneil，都是跟我当记者同时开始执掌各自公司的，自然而然对他们就多了份关注。即使Stan Oneil这样在ML内部倍受争议者，我都凭空多了些好感。
如果评选当时我看过的最牛的一篇报道，其实也是这些年来我看过的最牛的一篇报道，是businessweek的一篇书摘，叫taken for a ride。那时我对汽车报道兴趣全无，看完这稿子，大呼过瘾，后来干脆让蕾从amazon帮我买来这书。
可是，如果你不是Tom老师Cruise，挑战mission impossible，总是得付出代价的。和MI2里的Cruise一样爱攀岩的Schrempp老师，在耗尽了9条命之后（大概一年前，他还跟Fortune的Alex Taylor III吹牛，说自己如何nine lives），终于也交枪了。
交枪，或者叫挨枪，就是今年商业牛叉们的主旋律。在2005年第一场雪来临之前，被“正义”搞定了的老师们，包括HP的Carly，AIG的Greenberg和Disney的Michael Eisner，以及Anakin Skywalker……而他们的接班人，几乎是清一色的乖宝宝，比如Luke Skywalker:)
不可否认，我像很多记者一样，经常会成王败寇的对一些企业下结论，不过私下里，还是不得不承认，那些larger than life的人，才是最让我掩卷思其人神往不已的。比如最新一期Fortune，写了奇长无比的一篇the incredible inside story of Hank Greenberg's fall，我看的就相当过瘾（这个改天再来交代）。
这是不是商业进化链上的一环？不知道。确定的是，在未来一个阶段内，都是董事会阎王当家，明星CEO们小鬼缩水的时期。或许过个几年，资本丰盈到一定程度，投资者再度狂热，又要捧出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CEO们，但这也不过是印证了Warren Buffett那句话：人们从历史里学到的唯一东西，就是人们从来不吸取历史的教训。
Matrix里，Neo说，所谓control，就是想关掉机器的时候，有能力关。科幻迷们总是目光太长远，而忽视了某些微妙的小情感，比如，关掉一台机器，哪儿开掉一个larger than life的大牛过瘾？
July 28, 2005
今儿个懒，贴图吧
决定这书就贴这么多。完整版的tiff图，一共是400多M，忒大了，暂且不准备找地方上传了。
等下次我不想写东西，就把在日本买那本SlamDunk 10days after贴点出来。我真是一个有追求的懒人啊。
这是书的封面：
不知道他一共有几件屋，不过这其中一间够浪费空间了。（日本寸土寸金，他这么奢侈，可见画丑人很挣钱，还有台湾那个蔡智忠，也有钱的要命）：
矫情文字：
我想要那个“自由女神”：
Hard Blow? ：
手艺活：
体力活：
盘子，加工前：
盘子，加工中：
盘子，加工后：
盘子，另一组：
Office California：
想起了《坏孩子的天空》：
July 27, 2005
DIY时代
今天早上看见公车上放娱乐新闻，采访徐克，他说，他觉得所有以正义的姿态去迎战生活中困难的人，都是侠客。
这话说的真不错。不过徐克最近的电影又受非议，据说7剑普遍口碑不佳。
想起在深圳跟木木聊天，她智慧的说，徐克逐渐变成了一个技术派，狠可能是天性使然：对于一个好奇心狠强的人，技术这个东西，一旦钻研进去，狠容易着迷。
这话实在让我认同，虽然对于多数观众，从有很多奇思妙想的徐克，变成执着于技术的徐geek，是一件难以被接受的事情。但对于我这样一个喜欢瞎看瞎琢磨的人，这种转变，实在是太能想象，甚至颇为向往的一种状态了。
N年前看一本Forbes，杂志主编说，他在下个阶段会看好ikea，home depot这些公司的股票。为什么呢？因为越来越多的有钱人喜欢自己装修，自己折腾一亩三分地。
这个观点，相当符合Peter Lynch倡导的体察世情，见微知著的方法论。不过比起投资，更有趣的是这个结论：我们是不是进入了一个DIY的时代了？
比如blog。我最近对它兴趣浓厚，有两个原因，一则是它是一个小空间，你可以不停折腾它，今天加个链接，明天改个模板的。二则呢，是你可以以它为窗口，去摸索一些你感兴趣的东西，然后表达出来。
相信有很多人享受着跟我同样的快感。而这两种让我感兴趣的东西，归根到底，也都是DIY带来的快乐。它跟徐克变成徐geek，有钱人自己装房子，上帝造完恐龙后推倒重来造小人，差不多一个意思吧。
而我想的到的另一个关于DIY的故事，是IBM的传奇老板Lou Gerstner的。我2003年中的时候采访他，赫然发现他右手少了两根指头。后来回去翻书，发现他天生是左撇子，不过有一次周末在家除草，除草机突然停住了，他就用右手去抠，然后……据说他非常痛苦，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他不能容忍自己犯此种错误。不过，第二天他就又去上班了。
还是N年前，在北大西门外跟馒头、招弟吃饭。馒头说他哲学系那个大名鼎鼎的导师，有一次被问及现在生活的目标是什么，黯然回答到：就是想看看自己最后能活成什么样——现在想来，这才是永恒的DIY。
PS：写完才想起来，－2这厮早在两周前写过一篇比我写的更好的关于DIY的日志
再P：上面那个把Michael和google结合起来的图案，也是网络上一种新的自娱自乐玩具，logogle，同志们，DIY八。
我还做了另外一个：
特别推荐：Jobs在Stanford的演讲录音
July 26, 2005
Steve Jobs被高估了？
去日本的时候，跟一个老哥聊天，他是一个评测刊物的老大，手下评策工程师就有10来个，当属专业。他说了这么一个问题：苹果是不是被严重高估了？
这问题也是我想问的。
没错，苹果的产品设计都是一流的。iPod的市场成就毋庸质疑，OS X和iMac也比Windows和PC更酷更好。这些都已经被说了一万遍了。但也不能回避，iPod的电池问题以及质量问题，iMac经常容易死机，而且，如果Tiger拥有XP的市场占有率，病毒只怕少不了太多。
即使不以完美来要求，这种糟心的体验，如果普遍到几亿人那里，苹果的口碑也一定大打折扣吧。
将这个问题延伸一下，当今商业风头无两的Steve Jobs，是不是同样被高估了？对比起Bill Gates，Jobs简直就是楚留香，有品位，长的帅，演讲水平都好的要命……
巴特，同学们，至今苹果的全球电脑市场占有率已经低到2.5%，而在最近8年最火热的gadget领域——手机——苹果还迟迟没有作为。
概念当然挺好，非常之value added，苹果的产品显然也超酷。但3年后我们看回来，发现Jobs的预言，就是依然没有成真。
恩……可以这么说，这些年Jobs赌中的东西，不会比Gates更多，只不过iPod光晕效应太大。功利一点看，现在的Steve Jobs，跟85年那个做Macintosh的Steve Jobs比起来，区别不是很大。幸运的是，今天的Jobs拥有一个世界上顶尖的设计师，Jonathan Ive，他设计了iMac，iCube，iPod这么一堆东西，让苹果的品质和成本都得到了控制。运气不好会怎样？想想当年Jobs创办Next时的惨遇：完美主义让成本失控，设计出来的东西市场不叫座……
no no no，决不能够。 之所以写这篇blog，其实也是想说这么个问题：Steve Jobs的成就和光环，究竟来自何处？ 我觉得秘密就是他最近做演讲时说的：connecting the dots。 
第一部iMac，据说不是他决定开发的。不过Jonathan Ive是他来之后才被招募进来的，想必果冻外壳也是他们俩人联手的创意。虽然第一部iMac几乎在技术层面没有创新，就是把原来的Macintosh换个壳，可它就是卖的不错。
后来的iCube,iBook,iMac，虽然卖的有好有坏，不过坚持高举高打策略，至少重振了苹果的品牌。无论买不买苹果，至少见过，都会说，这是好东西。
同时Steve Jobs一直很骄傲的认为，自己这几年折腾下来，最大的成就还不是设计，而是恢复了苹果的软件开发能力，OS X现在又领先于市场了。
这些事，在很长时间内都没太多结果。第一代iMac曾经让苹果的股价长了400%，可终于还是跌回来了。我知道不少企业，一遇到股票大跌就如临大敌，丧失了自信，能在这个时候坚持几年时间布局，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
OK，一软一硬，苹果都取得成绩了。可是，不好意思，除了死忠，多数人不能接受你的价格，一部分人不愿意牺牲兼容性，还有人根本不知道苹果是啥……然后突破口就是iPod了。
从iMac到iPod，这一步之遥，Jobs差不多用了4、5年才走出，到取得广泛尊敬更是用了7年。即使到了今天，像给微软写blog的Scoble还会奚落苹果没这没那。但回过头来说，没有当初那些点的布置，iPod如何带来光晕？
即使到了现在这种明星效应比芙蓉姐姐还大N倍的时候，苹果依然在做这种一个点一个点布局的工作。上次说过苹果如何利用podcasting了，这是一步先看准了，又走对了的棋，但这种先知先觉的机会太少了。最近看到两条信息，增加了对苹果的尊重。
一个是苹果第三财政季度净利润大涨，“iPod播放器销量大幅升至620万，上年同期为86万。iPods的销售额达到1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的2.49亿美元增长了逾3倍。”
据分析师统计，这620部iPod里，有300部是iPod shuffle，差不多一个月有100万部shuffle被买走。想想看，如果今年初苹果没有推出shuffle，坚持在硬盘MP3播放器市场上，到现在一个季度只卖300部iPod，日子一定没这么好过了。
另外是，同期，“Mac系列电脑的发货量为120万台，上年同期为87.6万台。Macs电脑的销售收入达到15.7亿美元，上年同期为12.6亿美元。这表明苹果电脑已经扭转10年来在全球个人电脑市场的占有率持续下滑的局面。Macs电脑的发货量较上年同期的增幅高达35%，是全球个人电脑行业增长率的3倍左右。”
这个成就，虽然没有具体数字，但我估计还是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Mac Mini。价格500元的Mac Mini推出时争议不少，虽然价格在苹果家族算是低廉，不过如果配套买下键盘鼠标显示器，价格也不低了。
可是这款产品火到惊人。猜猜为什么？我在今年7月号的Popular Science上看到，厚度只有5张CD盒的Mac Mini，现在被很多人改造，或者做存储、录制、播放电视节目、DVD和MP3的媒体中心，或者被塞到汽车的储物盒里，配上触摸屏，做多种功用。就是说，当苹果推出一款价格足够低的电脑，它的用户会想方设法开发它的功能，将它拓展到广阔的多的应用领域去。
我相信，这是Jobs推出Mac Mini时也没想到的，如果想到，他肯定早把它渲染的天花乱坠了。他不过是在坚持自己那些最基本的完美主义的原则，做一件时机合适的事情，可奇迹就是发生了。
这次他的跟近算的上快之又快了。今天，新的Mac Mini和iBook发布了，今年几乎是苹果推出新产品最频繁，最有分量，也最受关注的一年。看到Jobs能一拳又一拳的出击，我是相信苹果现在运转的相当不错了。未来苹果的股价就算跌荡，只要Jobs还在，我就依然相信这公司还能推出iPod这种量级的产品。
July 25, 2005
blog的一些小修改
自从上了初一，我就没再仔细琢磨过编程序，恶果是：当我想给这个blog加一个读书的归档，琢磨了一晚上，也没效果。
ANYWAY，我先把阅读这个栏目加上，哪位熟悉MT的同学可以指点我一下。需要说明，我书下的星星，不是就书的评级，而是就我个人的收获而言。
另外，因为我曾经一时发婚，把站内搜索删掉，换成了google的搜索，这导致我在搜索自己以前写的东西时也以失败告终。今晚在一谋同学的帮助下，恢复鸟。
增加了变态家族的连接，上次就是他翻译了Steve Jobs的演讲（我争取在最近几天内把这个演讲的MP3传上来）。他有一个叫丽香的日本女友，以及一身腱子肉。
增加了my flickr连接，放的是前两天去丽江的一点点照片。谁也不要打击我……
I am back
昨天晚上12点，本大回北京了又。这一次是休假，因为在丽江玩的不错，所以不用写那种赶赶烙烙的小学生日记了。
废话的不说，先贴点奈良美智工作室的照片（还是得绕回来解释，这是书里扫下来的，不是咱本人拍的）。我还没决定是不是全贴出来……
本尊：
房间一脚：
happy hour之1：
happy hour之2：
辛苦滴狠：
这是干吗的？
做这个的：
July 19, 2005
小学生日记
7月12日，晚11点半，采访进行中，接到电话，第二天去嘉兴采访。
7月13日，夜里，没睡好觉。
7月13日，6点，出发前往机场买票，5环路大堵车，眼瞅着离机场还15分钟的路程，进退不能，冲到高速路另一头搭车，非常之公路电影。夺路飞车赶到机场，非常之好莱坞电影。不过以已经8点了，只能改签机票。
7月13日，11点半，到上海，叫上摄影记者，打车去嘉兴。
7月13日，12点，嘉兴大雨，已经在嘉兴的记者不停催，找不着北。
7月13日，7点，采访结束。从京贸大厦冲向机场。
7月13日，8点，机票办好，吃了一顿难吃的麦当劳。萎靡不已，准备上飞机昏睡。
7月13日，8点25分，广播说因为北京天气不佳，起飞延迟。
7月13日，11点，终于登机。困到不能行，居然碰上一个半熟不熟的网络精英，一边聊天一遍打趸。
7月14日，凌晨2点，到家了。
7月14日，7点，出发去机场。
7月14日，18点，到日本大和市。
7月15日，17点，采访结束。在酒店旁的书店买了一本Slam Dunk 10days after，税后955 yen，贵到骂娘。15年前井上雄彦长的像陈小春，现在长的像贾樟柯（？！）。
7月15日，20点，在一家有无数色情录像带的CD店，抓出一张beyond 1992年在日本出的CD，有日文歌3首，价格为150 yen（多数CD价格为3000 yen上下）。决定送给比我还迷Beyond的黄同学阿良。
7月15日，20点16分。买可口可乐一听，150 yen。
7月16日，早上，箱根。吃了一个黑色的鸡蛋，因为身边有IBM的人，将黑鸡蛋命名为thinkegg。富士山若隐若现。学会一个日文词：mazakon，离不开娘的人，据说现在的日本年轻人都这样。
7月16日，下午，浅草。看见了漫画里女生许愿，男生投钱的神社。看见了Bandai的大楼，N座，但不是Gundam状。看见了《这里是葛饰区龟有公园前派出所》的海报，庆祝全日本卖出1.3亿册，不明白秋本治这老妖怪怎么能画一个流氓警察画上30年，而且始终画这么丑。。。
7月16日，18点，吃饭前，同志们号召去新宿。
7月16日，18点半，吃完饭，同志们不去新宿了。
7月16日，19点，我在一家类似金五星的大商场里发现一个小旧货店，有N多旧海报，还有很旧的阿童木和火鸟，前者1000多yen，后者3000多yen。决定把钱留下来买可乐。回来听说，同行某人花3000 yen买了两副扑克牌。
7月16日，20点40分，冲到一家叫Aqua City的商场，它外面的海报说正在举办Jump World，少年跳跃嘉年华之类的东西。相中一张Slam Dunk的海报，1000yen，没法说服自己买它。
7月16日，21点，一路猛跑，赶回了集合地点，后悔没早点去Aqua City。
7月17日，10点，导游说他以前一个月挣100万yen。据说带欧洲团挣的更多。打击大大的。
7月17日，11点，在银座逛了苹果体验店和乱七八糟的商店，帮饭饭买到一本奈良美智studio的documantary，2000 yen，非常好看，决定扫描下来贴到blog上。（同志们需要耐心等待。）
7月17日，22点，到达深圳。路上打了N通电话，见到传说中的木木老师。双方愉快地探讨了“深田恭子”老师明亮的双眼挺拔的身姿和秘密的情感世界。及其他。
7月18日，10点，见到一头非常帅的美国人，自称北卡州立大学毕业，DUKE大学本科，和Michael Jordan的母校北卡大不共戴天之仇。双方愉快地探讨了Manu Ginobili老师的前景（he will be the next super star），和MM组合的未来。
7月18日，16点，在机场买了本数字城堡，－2同学倾情推荐。看了40叶，睡着鸟。醒来后下定决心，如果书不好看，去上海找－2追讨25块钱，另外把他新买的镜头抢走。
7月18日，22点，到家了again。
7月19日，20点10分，办公室苦闷的坐着，改稿，头疼，决定写blog。
7月19日，21点10分，继续加班。不敢幻想未来5天的假期。
July 11, 2005
Catch me if you can
这两年来，Google绝对算的上最热的公司：它能在上市后保持以往的个性，保持推出一系列不错的产品，并继续抢在市场前面进行收购（关于keyhole的收购简直掀起了热潮），它的股价也一直长到了300刀。甚至它为firefox推出3个插件，都能成为所有技术类blog的头条。。。
这么吊的公司，简直让我不敢评论：我跟人家的思路简直差了10万8千里啊，站在后面的人，能说跑在前面的人的方向吗？我连它的轨迹都没看明白！
不过刚才跟网络上看新闻，看到前两天wall street journal中文版登出一篇关于google的报道《辉煌Google前路坎坷》，倒是觉得有一点点东西可说了。
这一点点东西，还是一个问句：我很惊讶，是什么力量让Google在上市，在已经成为几千人的大企业后，还保持着一个草创企业的disrupter的能量？
说实话，这文章里，诸多传统媒体企业声讨Google，我觉得他们很蠢。任何一个扰乱传统游戏规则的玩法出来的时候，老贵族们都该小心再小心，我们能够看到的商业史上有很多鲜活的例子说明，越是不讲理的“混蛋玩法”（这当然是从传统玩家的角度出发），越容易最终成为新的标准。好象有本书叫《从海盗船到直升飞机》，说的就是这个（我没读过那书，说错了别打我）。
最切近的例子，是Skype。传统电信运营商都鬼哭狼嚎的否定Skype，弄得其创造者Nikalas Zennstrom委屈的很，只能辩白说自己不是跟运营商们作对，也没有取代传统电话的念头，任何一种新的传播渠道都不是立即抹杀原有模式的。
说归说，Skype这个东西，放在那里，就逐渐成了新的行业主流。我在苏州听明基的经销商大会，7个演讲，有2个明基高层提到了自己用Skype跟同事开会。明基是缺钱吗？显然不是，那他们干吗用Skype？
现在Google的玩法也是，有了之前视频上载的经验，这次干脆玩个彻底的，跳过VOD，跳过IPTV，跳过TiVo，所有这些经过复杂规则制定的东西，我都跳过，我就用最简单的内容+搜索，为用户服务。
这招太好用了，简直就是《东邪西毒》里洪七说的：我的刀快，是因为我直接。
它只要像视频上载那样，给每个视频定个价格，就是一个很好的发行平台了——这不就是iTunes的商业模式？
当然了，这个产品现在最大的局限是现在的带宽。但我觉得Google这么一搞，那些版权所有者们肯定都肝儿颤了。而且，有资格玩这个游戏的，不止Google一家：Apple, Yahoo, MSN, Amazon, eBay, SONY，都可以加入这个战团。
不过话说回来，现在谁的基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继续保持disrupter那个混劲儿，等到未来带宽起来，肯定有很多可以折腾的余地——这才是我们都喜欢Google，也认为它独一无二的原因嘛。
除了当disrupter，还有一条很重要，就是Steve Jobs评论微软的那句：the only problem of Microsoft,is that they have no taste。
破坏性，加品位，这是苹果和Google这两家当今最热公司的DNA。呵呵，听起来，好象跟经济观察报那个“理性 建设性”唱对台戏似的。
July 10, 2005
写写写写
在改同事的稿子，因为有人家的骨肉在前，我觉得自己像在做整形手术。虽然也不是头次改稿子了，不过这个过程还是满慢的，我又不是庖丁。
最近老在跟人说写blog的好处，就是写下来的东西，总比光凭脑子能记的多些，何况什么时候有空回来翻旧账，能再复习一下。这不废话嘛？不过在另外一些人看来，也有点像自虐。
于是想起老歪2003年底讨论《疯狂约会美丽都》时写的一篇东西。这老兄最近藏到不知哪里去了，导致大家的文化素质进步都慢了一个档次，哼哼。
yolfilm
文笔是一回事。
我不否认自己的文笔好，毕竟是靠笔杆子吃饭，这文笔不好就完蛋了。
但，我跟蛋塔一直在宣传「动手写」宗教，看电影，看书，看所有的劳什仔都是一样的，看是一码事，写是一码事，很多东西，你写了，才会更进一步出来感想。
打个比方，我上面写那个美女三人组，也是写了写，才在脑子突然出现那只狗有六个奶头的画面，然后，又让我连想到三剑客……，这些东西，根本不是动手写之前脑袋里有的东西，本来只是单纯的喜欢这电影，一写，那些东西才突然跑出来。
所以，版面上才会看到，我总是加了一点，又另加一点的帖式……。总之，这写太重要了，白先勇说，有时他写东西，是笔带着他往前走，写到疯狂时，他脑子是空白的，但笔就是一直不停往下写着，他挣扎着想下桌都不行。
只要是写东西的人，都有过这种入魔的经验，打个比方，我前天改个剧本，一直在桌前坐了十九个小时，除了喝水拉尿，连饭都没吃，屁股也没离开椅子，人都累透了，但，那键盘就是跟我的手指头粘住了似的……。这种感觉真的很难用嘴来形容清楚。
只要脑袋里有个想法，就试着把它写出来，甚至没想法，就是动手写，就是写吧，不是为了给谁看，是为了自己。真的，你写了东西，全世界最受益的人，是你自己。我就是这样的态度来的。而这态度，是来自于切身的体验。
打小熊开始，我才有跟人写帖子讲电影的习惯，在这之前，看电影是早在高中就有的作息了，但，试着写出看电影的观感，却是这几年才有的，要问我，感想是什么，就是后悔，后悔没早些年来作这些有益的下笔整理。
整理自己脑袋里的想法，人家看了，人家不看，人家支持了，人家不支持，都是狗屁的事，真正获益的，只有自己。有些人在网络上出没经年，整天巴着去干什么版主，干了版主，淌着涎跟小朋友哈拉，风花雪月，狗屁话题都要想法子凑热闹。我看这样的人，总觉得悲哀，这些人总想不通这个道理，网络再大，于他而言，也不过是个该死的聊天室。
说真的，这样在网络上的干活，再他妈浪费生命不过了。
聊天不重要，重要的，是写，除了写，还就是写，一直写，再写。
就像王文华一样，他说，以前写东西，要特定的稿纸，特定的空间，特定的音乐，要灵感，后来写到多了，写到一定的程度了，突然发现自已，坐在捷运列车上也能创作，以前一天写上千把个字了不起，现在，可以同时开十来个专栏。
我也有这样的体会，这，就像是打通了任督二脉。
只要写，再写，就能像这些登堂入室的写手一样，但，总能处处有体会，句句话都是见识，能把自己脑袋里的想法写出来，然后，还能触动人心。
上面这些，是我的衷心之谈。
玩笑一个：
July 09, 2005
Slam Dunk 10days after
最近忙的一塌糊涂，本来想，暂且先把blog歇一下吧。昨天接到塔哥来信，说完别的事后来了一句“你的blog好看啊”之类的话，大受鼓舞，加班到9点，回家后决定还是写点什么……虚荣的一塌糊涂，虽然我一向都觉得塔哥的东西才是真好看：）
早上爬起来干活，中午吃完饭跟网络上乱转，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东西：Slam Dunk 10days after。
乍看这东西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又是《灌篮高手》这部历史上最强篮球漫画的衍生品。以前也在论坛看有人提到过，但不过一扫而过。今天则看到这么一段：
“井上雄彦的「SLAM DUNK」在2004年8月11日发行达一亿册。当天井上老师在日本六大报纸上刊登了六款整幅广告（湘北六人），以示对FANS的感谢。然后老师在同年12月3日到5日期间，又在神奈川县立三崎高校的旧址举行三天的感谢活动。这一活动最引人注目的是老师在24间教室的黑板上绘制的题为「SLAMDUNK 10DAYS AFTER」的黑板漫画。”
强！我一向觉得井上是现在这群画家里最有想象力的，无论他的漫画，还是他给资生堂做的广告（他在1998年做了个超好看的广告，一定要看），或者把业务扩张到国内。这次更是疯狂到可以，在黑板上画连载。以我个人在黑板上写字的经验，能发挥出在纸上写字70%的水平就不错了，画画？
这张是井上在画良田躺在楼顶：
这里还有草稿，虽然什么也看不清（他的官方网站上也经常有草稿，也是乱的一塌糊涂的真正的草稿）：
井上最让人喜欢的，除了他有趣，还有他的勤奋。对于我来说，他可真是我“眼瞅着长大的”。从早年给北条司做助手，到自己开始连载，一天只睡4小时，一部Slam Dunk，前后30卷中进步之大，着实惊人。。后来他试着做网络漫画连载Buzzer Beater，虽然不可能重复当年Slam Dunk的成功，但也很是创新了。这几年画的浪客行，画风越发收放自如，但依然对细节关照的很好。看他日记说“完成稿件之前的我跟完成之後的我，真的有非常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說令人討厭。完成之後、那一刻，我的感覺就像「雨過天晴」，感到幸福之極。可是，若是不順利、遲遲沒有進展的日子，我的感覺又像是「烏黑的雲密密地佈在了我的心上」。要說那就像「生孩子」般辛苦，聽起來是好聽，但是，真是那樣嗎？我非得穿過這些密佈的烏雲才行嗎？”非常感同身受（汗，抬高自己了吧）。
我还收藏有一幅这位大哥画的Michael Jordan，一级像：
在写这篇blog的时候，还发现一个有趣的台湾blog叫nokimi，那个iPotty笑爆了。这个世界最让人喜欢的地方，就是你还是能发现很多有趣的人呀。
July 08, 2005
"I think everybody's copying us"
这么NB的话，当然只能出自于既NB，又拥有NB产品的人。最近这个人叫Steve Jobs（汗，怎么还是他）。
近来关于苹果有两个话题很热，一个是iPod killers，一个是Podcasting。
前一个问题，自从Bill Gates说自己更看好手机而不是iPod作为音乐随身听，这个事就一直被热吵，而且，手机厂商们也的确朝这个方向努力着。不仅我哥们于胖子把这个写进了专栏，BusinessWeek也把它放上了亚洲版杂志封面，最近Financial Times则还在重复这个问题。
你知道，一个人成为足球场上的贝利比你想的要难的多，要成为评论界的贝利则要比你想象的容易的多。所以在最终水落石出之前，无论正方反方，无论论据充分还是wishful thinking，个人的逻辑相对于市场的逻辑总是微不足道。
不过我还是想引用我的发小儿，最近忙着陪西班牙来的宝贝的郭胖子（这是他的网站）的一个观点：作为一个最朴素的手机用户，如果我老用它来听歌，电池能用多久？
这是我见过的关于手机与iPod之争中最好的一个问题。
我相信有不少人跟我一样，使用手机和iPod越多，就越缺乏安全感：特别是出差的时候，我总担心自己的手机电池不够用。而那个号称有18个小时使用时间的iPod mini，虽然依赖程度要低一些，不过同样会出现想听的时候没电的问题。如果它们只用一块电池……
当然，电池的问题总能解决的。不过，只是电池的问题吗？
最近Steve Jobs接受了ABC的一个专访，里面很NB的说了那句："I think everybody's copying us……And we're working very hard to make the best portable digital music players in the world."，还是看看他最新的办法吧。
这最近的一步，叫做Podcasting。
这个时候我又得说，当评论界的贝利真是很容易啊，4月的时候，我也写过一篇关于Podcasting的评论，当时我说，Podcasting很难找到赢利模式。
虽然直到今天，我依然这么想，但问题是，它一定需要赢利模式吗？
网络界的创新，通常是两种：挖金子的，或者卖牛仔裤的。当然挖金子最有看头，但卖牛仔裤，卖成flickr，RSS，TAG们这个档次，也足够吓人了。Podcasting也是这样，它自己不能挣钱，但有人能够利用它。
最合适利用它的人，当然是Jobs了：就像几年前的NTT DoCoMo很难想象自己拥有大量用户后中，涉谷的女中学生频繁使用的一项名为短信的应用大大增加了其收入，提高了用户的黏性。Jobs本人最初恐怕也很难想象，一个纯粹来自用户的应用，会成为社会现象。而这个现象，可以刺激iPod的销售，增加iTunes的用户，以及，在等待中寻找新的创新机会。
所以，在6月底发布iTunes自己的Podcasting之后，2天内，它的用户就达到了100万。Wow，还记得那对愤怒的反苹果兄弟吗，我刚刚又去了他们的网站，这个运转将近2年的网站至今才有200万点点击。知道差距了吧。
最重要的是，Podcasting至今为止都是免费的。那些对着0.99美元一首歌望而却步的美国用户，至少多了个尝试一下iPod和iTunes的理由。
以前采访TOM.com的CEO王雷雷，他说他的策略就一条：有枪有弹。他说有的网站是没内容（没弹），有的企业是不知道怎么推广（没枪）。而借他的说法，这一次Jobs又给自己上了一梭子子弹。
我不知道贸然将iPod killers和Podcasting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是否有些夸大，这也是这个blog是免费的原因所在。不过，得承认，当有数量众多的人为某款产品制作周遍内容，这个平台就有创造奇迹的可能。
July 06, 2005
与Vanity Fair第一次亲密接触
周日出发当天，或者之前一天，老爸突然跟我说，你最近应该读点唐诗啊，发现你没什么文采。
一刀戳中软肋。看来实在不光是自己痛感于此了。
不过书包里塞的还是外文书，Vanity Fair和Disney War——倒不是矫情说外文里没有文采，不过近来写东西实在太没汉语味儿——前一本还是因为终于得空细看，后一本是想改改这月的书评。
从去机场的路上，一直到苏州，主要都在看Vanity Fair。
首先看的是版权页，发现它自己几乎没什么记者，只有一大堆contributor，而且跟其他杂志contributor地位卑微不同，这里的可是大牌云集。随便一看，就有水门事件记者Carl Bernstein，电影业头牌记者Peter Biskind（此前经塔哥推荐，买过他写的好莱坞50年代的传记seeing is believing，和70年代的传记raging bulls,easy riders，精彩的要命。还有蕾的一本down and dirty pictures放我这里，关于这10年Miramax,Jim Jarmusch,Quentin Tarantino等人的），政治领域作者，写过the Kennedy Curse一书的Edward Klein等等。这样的作者群有30、40人，巍为壮观。
此外，还有无缘登上版权页的special contributor，比如手头这期，就有一个Bryan Burrough。这名字不算如雷贯耳，不过他写过的一本书可算有名：Barbarian at the gate。
琢磨着，这实在是极高明，也极NB的一种体制：用几十个大牌来维持杂志内容的品质，肯定比用自己的记者更容易些。但也只能是VF这个档次的杂志，不然谁乐意给你写东西？
VF的最后一页，是著名而烂俗的普鲁斯特问卷。这期请的是《玫瑰之名》的作者Eco。问的不着调，回答的当然更不着调。可又觉得，这在圈子里肯定是永恒的谈资。国内也有人搞过，但如果采访人量级不够，就尴尬乃至鸡肋了。
最后一页基本定下了杂志的风格。一个字：8。
因为无所不可8，所以无所不8。
光看这期的内容就知道了：封面是古典美女Nicole Kidman，里面写的是她如何走出离婚阴影，如何拍些不三不四的小角色……；一篇是写Michael Jackson的，题目灰常NB，叫CSI:Neverland。里面不光写Jackson审判的一些过程，还写他与两个少年的感情经历，写他和家人的关系，写他生孩子不是用自己的精子，写这次官司据说是SONY幕后出钱推动的，甚至写他有600多个裸体的SM的芭比娃娃……；Brain Burrough那篇是一个欧洲银行家如何促死，死的时候穿着SM的latex suit，也是从他上学时如何展现出商业头脑，如何搞定家族企业写起，后面一路8到他如何性格暴戾，以及性向如何隐秘而古怪，到最后怎么被当妓女的女朋友枪击……；还有一篇关于“深喉”的，一边写这个作者如何在两年前开始接触Mark Felt，一边素描当年的深喉其人。
看了半天，感觉是，如果以前常看的Fortune还是讲复杂商业环境下的复杂人性，VF是干脆不要任何大背景，彻彻底底的写人。
当然了，记者们这么彻底的写人，也得要求读者们彻底的喜欢看人。以前有人跟我说想做中国的VF，当时没看过这杂志没法回答，现在则是毫无信心。首先中国是还没个浮华世界，其次是我对中国读者挺没信心的，中国读者一看杂志，就一定想学点什么。所以一旦谁光写人，就很难受尊敬。
倒也不是说一定要做成教科书那样，不过在当前中国，还是应该折中的学学Fortune，写人，可每篇文章都有一个high concept（姑且借用Michael Eisner说电影和电视剧的话），这个high concept让人性始终聚敛在商业主题下，爱八卦的，爱学习的，两边的读者各有所得。国内一些有追求的杂志，大多还比较尴尬，或者8，或者太理念，平衡的不好。当然，这是个长期训练的本事了。
July 02, 2005
忙碌的清闲一月
明天开始出差，6号回来。如无意外，14号再出，18号或19号回来。再无意外，20号休年假，24号回来。
虽然出差也挺辛苦，不过，工作以来，我还没这么多天不出现在办公室呢。
明天出差去苏州，参加明基的全球供应商大会。华人企业国际化，我最看好的倒不是TCL和联想，反而是明基和UT斯达康。UT最近境况不佳，联想反而又获奖，又推出饱受好评的新的think pad，这些按下不表。先说明基，明基收购西门子，之后在北京的两天采访，我都去了，只见百多记者不停询问明基如何裁员，如何扭亏，但李昆耀不停讲的是如何在现有人力基础上创造价值，产品多元化，形成高端品牌……这种错位真是可怕。
这次过去看，也是想具体听听他们创造价值的思路上是否走的更远了。
时间算是充裕，背包里自然可以多背本书。应该是Disney War和最新的一本Vanity Fair。Disney War此前已经看完，不过最近要写书评，最好捡出来再翻一遭。Vanity Fair其实不是我的心水，不过最近这期算是有趣：Deep Throat，Nicole Kidman，Barbarian at the Gate的作者Bryan Burrough写的关于苏联黑手党的，Michael Jackson，Hilary Clinton。我刚看过两期这杂志，对其风格尚不亲切，乱看看吧。
July 01, 2005
李东生如何驾驭“危险关系”
本文发表于《环球企业家》杂志2005年7月号
2005年，李东生的第四个本命年。按中国人传统的说法，这是一个“坎”。
这个全球电视业的Mr. Big正迎来他经商以来从未遇见过的挑战：自2004年接连通过两桩大交易将TCL变成电视与手机业务的国际级玩家，他就开始驾驭这头中国商界前所未有的“双头怪”。合资之始，波士顿咨询公司的顾问们告诫李，如果一次收购在整合开始的24个月内显现不出协同效应，就一定失败——今年正是决定其命运的生死时刻。
自2003年底开始进行跨国并购的谈判，李东生已经两年没有过春节假期，五一、十一长假也都是在国外视察中度过。据接近其人士称，较之过去几年，李东生紧张、疲惫了很多，以往读书的习惯也被迫搁置。李本人对此倒算释然：“国际化过程当中肯定需要改变很多东西”。
棋至中盘，TCL眼下局面之凶险，足以让资本市场也大捏冷汗：自2004年8月份以来，TCL-汤姆逊电子有限公司（TTE）运营8个月，亏损1.4亿元；TCL-阿尔卡特移动电话有限公司（T&A）自2004年9月份以来运营7个月，亏损6.6亿元。而据TCL6月10日发布公告中提供的财务数据显示，2005年第一季度，无论TTE还是T&A，亏损额度都较2004年第四季度有所放大。
过去半年间，关于TCL的负面消息几乎多过此前几年的总和。2004年下半年，TCL通讯在国内亏损超过3亿元以上，致使2004全年亏损超过2000万元。其移动业务掌门人万明坚旋即请辞，但万明坚留下的“黑洞”到今年第一季度才真正暴露，TCL通信再告亏损3.86亿港元，并最终迫使阿尔卡特提前将其在T&A的45％的股份将被转化为TCL通讯4.8％的股权。长期以来被认为坚忍内敛、鲜少公开批评公司的李东生面对诸多媒体，踢了TCL通讯的屁股：“T&A项目比原计划要复杂得多，收购前估计过于乐观”，“省了几百万欧元的咨询费，但经营中出现的问题却没有预料到，结果一个季度亏损就超过了省下来的一点费用。”而万卸任TCL集团董事之后，坊间一直传闻他将转投TCL的宿敌长虹旗下，李、万关系破裂已非空穴来风。
真正比巨亏、将帅失和更令外界担心的，是内部整合计划赶不上外部环境的急剧恶化，甚至连带着TCL的“后院”也有失火的危险。国产手机全面溃退，平板电视取代CRT(阴极射线管)的时代提早到来——这其中隐藏的危险命题，是TCL的国际化尝试不仅很难按计划完成，甚至可能最初的计划都不够周全。
李东生后悔了？答案是NO。5月27日，在美国、日本出差两周后刚刚回到北京的李东生接受了《环球企业家》独家专访，他仍旧认为，TCL国际化最大的收获是“迈出了第一步”：“你如果不下决心走出这一步，你永远不知道会有哪些困难和问题，你永远不会有这个能力。”
在这次访谈中，他首次详细的讲述了T&A失控的台前幕后：一个前期盲目乐观，后期手足失措最后不得不壮士断腕的故事。而这段经历的最大价值，或许将折射到TCL的另外一个项目TTE之上。这也正是外界最关心的：正在“按计划亏损”的TTE会不会重蹈T&A覆辙？
“作为最了解情况的人，我认为实际运营情况，从财务指标，从运行情况，从项目推进的情况，都比外面看到的要好的多。”6月10日，李东生的大将TTE的CEO赵忠尧这样告诉本刊记者：“今年TTE盈利没问题，欧洲和北美的EBIDTA也会大于0。”去年5个月间，TTE在欧美减亏2000万，今年第一季度进一步减亏了1000多万，但如果想实现预期，随后的3个季度需要减亏超过8000万元。
就在同一天，刚刚完成了二次重组的T&A召开全球经理人大会。包括阿尔卡特移动公司的最高主管派斯坦、所有阿尔卡特移动在中国区的同事都来参加。从现在开始，李东生给了他钦点的万明坚继任者——刘飞又18个月时间，这是最后的底线。
此刻摆在李东生面前的，正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若成功，他将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式人物。反之呢？“如果24个月之后还是亏损，整合就不成功，就要找原因怎么解决。如果原因在我，我就以辞职以谢天下”。2004年底的一次采访上，他曾对《环球企业家》这样表示。
简单交易
2004年1月，就在TCL和汤姆逊正式签订合资协议时，另一家法国公司找到了李东生，询问可有合作兴趣。对方开出的条件是，因为也有其他谈判对象，此一交易必须速战速决，时间表是3个月。
来者正是急于摆脱终端业务负担的电信巨头阿尔卡特。2003年，它的手机产量770万部，销售额为8亿欧元，约为诺基亚同期销售额的1/10。还有高达8000万欧元的亏损，这让它在竞争白热化的手机市场上举步为艰。正因此，阿尔卡特遍寻买家，向不止一家中国公司提出合作意向。
在没有过多探究细节的情况下，李东生凭直觉认为，这是一个机会。阿尔卡特虽然在中国市场上已经挤不进前20名，但这个品牌还有近700万台的海外市场，而更诱人的是阿尔卡特在2G/2.5G/3G方面的技术积累，如果单靠TCL自身发展，恐怕至少还要5年才能达到阿尔卡特目前的水平。2003年TCL手机业务盈利8亿元人民币，有足够家底填补对方的亏损黑洞。
纠缠于汤姆逊事务的李随即将此事交由移动通讯的团队评估，虽然对方给出了较为苛刻的时间表，但李认为这并非问题：“当时没有一定要买的压力”。
小范围评估的结果非常正面，比起TCL的前一笔交易——从汤姆逊处接手全球的四个工厂、四个研发中心，20多亿美元的业务、17个法人实体——合资阿尔卡特从规模和复杂程度上都要小得多。又因为有和汤姆逊的合资在前，当时TCL正处于对合资交易信心较高的阶段。连李东生本人也承认，当时他认为，对和汤姆逊类似的交易结构，TCL做起来还是有把握的。在这样的乐观情绪之下，虽然移动业务的评估团队也请了咨询公司协助，却没有像TCL对汤姆逊那样事无巨细的进行尽职调查，仅做了一个大的战略规划。
似乎唯一的问题是，交易应当以何种结构完成？当时TCL通讯正在筹备香港上市，从TCL角度出发，当然希望能将阿尔卡特的资产直接注入。但究竟如何对阿尔卡特的资产进行估值，将决定未来阿尔卡特在上市公司中所占的股份。
最终的协商结果是：成立一家新公司，阿尔卡特注入4500万欧元和2G、2.5G的专利知识产权，其600名在欧洲和中国的业务雇员也一起转入，并获得新公司45%的股份。按约定，这一股份可以在3年后根据当时的价值换为TCL通讯的股份，上不封顶，下限为5%。这意味着一定时期内，将存在两个独立的法人实体，TCL通讯，和TCL通讯附属的合资子公司TCL阿尔卡特。这种安排给整合埋下了“地雷”，TCL和阿尔卡特依然各有自己的渠道，TCL、阿尔卡特仍将是两个独立的手机品牌。
在谈判过程中，双方明确，为将协同效应发挥出来，需要由一个人统筹TCL通讯、T&A两家公司。而这个候选人，除去一手将TCL通讯做大的万明坚，并无他想。
与坊间报道多有不同，法方从未派出两名监事，其代理人只有阿尔卡特全球副总裁兼移动通信事业部总裁Etienne Fouques（尹天福）。而中方主要负责在法国打点事务者，是TCL通讯COO，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工程技术经济系统学博士郭爱平。
交易双方都乐观预期，合资之后跃居世界第七大手机生产厂商的T&A将大有可为——按照新团队提供的日程表，从9月份到年底的最后一季度，新公司就可实现盈亏平衡，而到了2005年，就可以盈利。
在当时的李东生眼中，这个交易看起来比TTE更简单，“关键这个合作你不用花钱去买，它拿出4500万现金来跟你一块玩，当时想的就比较简单了。” 当交易完成，2004年上半年TCL通讯的业绩也浮出水面：盈利达3亿元人民币，对于在TTE看到一系列亏损预期的李东生来说，这是相当好的消息，他能安心将所有精力集中在TTE。
一个著名投行的亚太区并购主管以个人身份发表了对这两起并购案的看法：“TCL做收购汤姆逊的决策时间已经太快了，而他们做阿尔卡特的时间就更仓促。”
2004年4月26日，TCL通讯与阿尔卡特签订谅解备忘录，合作正式开始。交易达成后，李东生很大程度上淡出了T&A方面的事务。他再次深度参与进来，已是半年之后的事情。
系统失控
2004年10月11日，TCL阿尔卡特公司在北京正式挂牌成立。与会的每一个媒体记者都获赠了一本万明坚的新著《系统战必胜》。
但此时的市场情势已经急转直下。从2004年开始，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索爱等跨国公司重新掌握了游戏主导权，拍照手机、智能手机等成为市场新主流，没有多少技术储备的国产手机一出厂就成了滞销货，而同时，以诺基亚为首的国际级手机公司已经大胆放弃其传统的层次分包的代理商分销模式，下沉渠道重心，转进大卖场，在二三线市场寻找资金平台，向零售店铺货。
而早期过快的成功似乎让万丧失了应有的警惕，当国际对手开始复制TCL通讯的竞争法宝，他不仅没有严阵以待，反而到2004年年中时还对内部承诺，将依靠“六大业务群冲破黎明黑暗”。结果与其豪言壮语全然不同，2004年下半年，TCL通讯亏损超过3亿，导致全年亏损达2000万元。整个2004年，TCL 品牌手机的国内市场销量同比下降了30.2%。
后院起火导致的直接后果是，TCL通讯无力在T&A项目上投入足够人手。合资之初，TCL曾计划安排30至40人参与到合资公司中去，甚至内部选人、培训也已完成。但因TCL通讯在国内移动市场表现急转直下，最终可调动的人力不过10余人。甚至据称，万明坚本人去阿尔卡特的次数尚不如李东生。
正因为此，TCL通讯与TCL阿尔卡特之间的整合几乎毫无进展。整合七个月后，阿尔卡特的大部分产品还是外包生产的，而TCL自己的工厂却产能过剩。而渠道资源的共享，将两家公司的成功产品引入各自的销售平台，本应是最早着手之事，也一直没有进展。
甚至，阿尔卡特方面的运营几乎保持原状——这正是李东生言之痛心的“失控”：“从9月份运作到调整前，我们在欧洲不单没有减少人，还增加了几个人，这是很不可思议的”。
在法国，一名员工的年薪动辄就达10几万欧元，在没有足够销售规模的情况下，维持阿尔卡特原有的员工结构是不可能盈利的。而随着9月份占据手机市场1/3天下的龙头企业诺基亚在全球范围内大范围降价，阿尔卡特的销量每况愈下，T&A的日子越发难过。
11月下旬，T&A召开董事会，疏离此事已有半年的李东生终于有机会仔细盘查新公司的经营状况，这让他大吃一惊：管理层仍在盲目乐观地辩解，9月到11月连续3个月没有实现销售预期是因为公司正处在交接期，有“价格战”等意外事件，2005年仍能扭亏为盈。
“这个方案我已经不相信了”，李东生回忆说，当时不仅他和TCL集团副总裁严勇认为预期过于乐观，阿尔卡特一方的副董事长尹天福也认为这不可能。双方股东同时要求T&A管理层重做计划。“汤姆逊有问题，至少我之前就预测到它的问题了，不能一下子去解决，但是我们可以一个一个逐步去解决。他们是连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能力都没有，这是核心竞争力的下滑，这样就非常要命了。”李东生深感失望。
可是，增派人手以稳定T&A的局面同样是不可能的。为了TTE，他将TCL几乎全部能调动的资源都调动了起来。“同时做两个项目，是存在着决策冲突的，这个是我们应该考虑而没有考虑进去的”，李东生事后承认。
最终，随着万明坚的去职，李东生找到了一度出任TCL通讯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后离开创业的刘飞。在刘的带领下，T&A用两个月时间做出一份被称为“非常清晰”的报告，报告揭示出一个无情的结果：T&A原有的资源已经消耗大半，整改非双方股东再提供额外的支持不可。
这迫使李东生再度与阿尔卡特重开谈判。用了2个月时间，商榷过4、5种方案，谈判最终达成一致：原定3年后的合并提前进行，TCL阿尔卡特成为TCL通讯的全资附属子公司。而阿尔卡特只得到了TCL通讯的4.8％的股份。此外，法方还将再度注资2000万欧元现金并承诺安排重组后剩余的员工，而TCL则同意解除了阿尔卡特此前对合资公司交叉知识产权的保护，但其原本获得的2G和2.5G的知识产权并未失去。TCL将担起该公司的整个运营责任。李东生认为，“从现在开始18个月扭亏，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他亦表示，随着TTE整合渐入正轨，他将把更多精力放到T&A之上。
但经此重大挫折，心高气傲的万明坚恐怕再也难以臣服在李东生的羽翼之下。
这是一个李东生不愿涉及的话题。本刊从其他渠道获知，直到2004年11月底，即使TCL通讯颓势已定，李东生仍认为万是不可或缺的。一年中，双方往来邮件足以写一本书。但不久后，万明坚终于挂冠请辞。因其手机设定了限制呼入功能，记者最终未能联系到万本人。
江湖告急
在T&A发生过的故事，会在TTE重演吗？
2004年，TTE成立之时，原为TCL多媒体部品事业本部总经理的赵忠尧升任为TTE的CEO。当时，41岁的赵特意将头发染黑，匆忙之间一年过去，他发现自己的白发已经比黑发多了许多。而他见到《环球企业家》记者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遇到的挑战确实很大，大到比一般人想象的难度还要大。”
赵忠尧自称，这一年中，自己常常在睡梦中突然惊醒。而从半年前开始，他又多了一个失眠的理由：如何应对平板电视在全球市场的改朝换代。
在欧洲，液晶电视销售额已经占到一半。而在美国，虽然平板电视在去年仅占美国电视机总销量的15%，但随着节假日的接连降价，液晶电视的兴起已经被视为重要潮流。甚至连戴尔、GATEWAY这样的IT厂商也强势进入了。即便在国内，当今年一月前后，厦华、创维、海信、海尔等国内二线彩电厂商已经在各大家电卖场里推出了自己的大屏幕液晶电视，而TCL的相关产品直到五一长假时才被落实。据说为此，李东生曾特意拜访各家台湾液晶电视OEM厂商，以解决产品短缺的尴尬境况。
“预想到的事情都发生了，没预想到的事情也发生了。”赵忠尧说：“应该说，我们在平板电视技术方面做了一些准备，但市场变化的速度太快了，我们至少落后一年半。”
暂时的落后，可能意味着一个更大的威胁。如果以液晶、等离子为代表的平板电视迅速成为市场主流，号称CRT电视全球霸主的TTE将面临T&A同样的窘境，就连原来被视为国际业务支撑点的中国市场，本身也不再稳固。
不幸的是，其合资对象汤姆逊在液晶领域的技术积累也相对薄弱，能够给TCL的帮助有限。TCL也曾获得过进军此一技术的机会：上广电早在2003年就邀请TCL联手投资液晶面板，但考虑到投资过大、且对于市场将会选择何种技术没有把握，TCL放弃了该次机会。
补救的工作正在进行，据称，TTE正在跟一家韩国企业进行谈判就液晶电视合资建厂。大概到明年，新工厂就可投产。而专门招募来的平板工程师现在已经超过70人，到明年年底将增加到100人。
不过，真正令赵忠尧深感压力巨大的，还不是产品层面的挑战——他必须在整合TTE的同时，改变其经营模式。核心在于：平板电视的游戏规则是根据PC产业而不是消费电子产业的规律来定的。这意味着传统电视企业长达4个月的资金周转周期必须缩短为为1个月到1个半月。否则，液晶面板高度波动的“海鲜价”将成为TTE所不能承受之重。
虽然早在与汤姆逊合资之前，TCL已经改变了以往每半年与供应商就零部件成本进行谈判的方式，变为按月进行谈判。但赵承认，这仍是不够的，他自称已经找到方法，并开始实践，能在今年年底将资金周转速度提高一倍，到明年年底再提高一倍。
赵忠尧谨慎地预计，市场从CRT独霸到CRT和LCD两线并举，最早也要到2006年年底才会完成。而这一年半的时间，足够他率领TTE完成转型。
对赵而言，这一年半的底气是，中国尚有很大二三线市场空间可以挖掘，而飞利浦、松下将其CRT业务大规模外包给TTE，同样令其不会立刻陷入尴尬。赵忠尧将平板电视这个市场称为：“Bloody market（狗日的市场）”。实在是因为一块LCD液晶面板就占据了80％的成本，这导致了液晶电视的毛利比CRT还低，大流量高效率，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利润率。不光是TTE，所有的消费电子厂商都在适应新规则。现在就下断语说LCD谁赢谁输还为时过早。
赵甚至认为，这一轮更新换代并不意味着CRT彻底出局。他的预期是：到2010年，全球电视产业的销量可达1.7亿台，其中LCD为5000、6000万台，CRT为1.2到1.3亿台。如果2、3年内TTE能在CRT市场做到全球25％的市场占有率，企业的未来就将是牢靠的。即使你认为赵的预期过于乐观，也得承认，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不妥协
无论需要走过怎样艰难的一条平衡木，赵忠尧已经不愿再体会亏损了：“亏损是预料到的，但真正把亏损放到财务报表上，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在他今年着重负责的北美市场，他的目标是减亏5000万美元，如能实现，今年欧洲和北美市场实现正向现金流完全有可能。
为让TTE顺利扭亏，李东生组建了一只多国部队：总裁Al Arras出道于通用电气，加入TTE前为汤姆逊全球音响及通讯部（消费者电话）高级行政副总裁，是汤姆逊8个高级执行副总裁之一；COO是韩国人赵淇松，拥有30年消费电子从业经历，曾是全球最大显示器生产厂LG Philips Display的代理CEO兼COO； CTO是法国人Jean-Claude Favreau有30年彩电技术兼管理资历，是原汤姆逊彩电业务CTO。因为发现欧洲和墨西哥工厂缺少质量管理，李东生还特意从索尼请来一个全球质量的总监。
甚至宏基创始人的施振荣也被邀请成为TTE的顾问。每个月，施都会跟赵忠尧开一次会，商讨赵关于国际级公司治理的各种问题。众所周知，施振荣是最早唱衰TCL两次合资的华人商界重量级人物，但赵忠尧认为，向施请教并非想跟他讨论能否做成，而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怎样做成。
这种不妥协的姿态，正是李东生当前最看重的品质，他认为整合过程中最忌讳的就是让对方保持原有的惯性运行。施加压力是必须的。
施加压力者兵分两路：赵忠尧和Al Arras主要负责北美，赵淇松专职负责欧洲，国内事务较多由全球研发中心副总经理史万文打理。
赵忠尧和其团队们所进行的，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将中国和美国两边的流程一一比较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来反复判断谁可以在哪个环节上进行修正。“我们现在同时操作着BIC（based in cost）、NAV（north american value）、NAC（north american cost down）3个项目，它们由超过30个大项目，100多个小项目组成。”赵忠尧表示。
北美整合的第一步是对于墨西哥工厂的调整，新的生产线上操作的员工由原来的40人变为20人，成本锐减。最令李东生得意的是，这一变革的提议，是由工厂的员工提出的——他认为这正是压力及诚意的结果。赵忠尧预计，今年来自于工厂的减亏数额就将达到2000万美元。
更大规模的调整发生在今年四月。TTE首先解决了一个关键遗留问题：收购时，由于TTE没有获得汤姆逊的电视销售渠道，这在新公司拓展市场过程中带来了诸多不便。赵坦承，在北美市场TTE产品的“on shelf ratio（上柜率）”一直有问题。春节过后，TCL与汤姆逊就此展开了重新谈判，并于2005年4月签订谅解备忘录，由TTE全面接管原汤姆逊在欧洲、北美地区的全部销售网络。
TTE对渠道进行梳理后，它可以进一步专注在沃尔玛、Bestbuy等为首的大卖场。赵的目标是在年内使人均销售额达到150万美元的行业人均销售水平。
赵忠尧将原来“金字塔”的组织结构进一步扁平化。在新的组织构架下，TTE展开了“简政精兵”。比如RCA原来有3个精准预测部门负责市场预测，分别属于利润中心，销售部门和生产部门。而将他们结合在一起后，淘汰冗员，成本自然降低。
同时被改善的还有供应链。据称，某一类产品因为协调效应，单台电视机的成本降低了数十美元。而在2004年开展将TCL的机芯放在汤姆逊的机壳里的TCAT项目之后，一个新的名位“部件中国化”（componence chinalization）的项目也将展开，通过更多地直接从TCL自己的部品集团进行采购，在某些零配件上能够减少50%左右的成本。
而在欧洲，TCL曾投资820万欧元收购的德国破产彩电公司施耐德已经处置完毕，把其德国工厂搬到波兰，和TTE的欧洲运营中心合到一起。未来施奈德品牌依旧保留，继续其渠道优势，主攻德国、意大利中低端市场。
即使如此，这也可能是一个过渡。TCL至今仍在研究未来TTE应该采用何种品牌战略，除去汤姆逊、RCA和施奈德，TTE下还有得利风根、ABB等若干个二线品牌。哪些保留，哪些淘汰，这涉及到一个实质问题：如何确立最佳品牌组合，创造新价值？
赵承认很多时候是在做痛苦的取舍，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就好像你在雪山上快要冻死了，你只有烧掉身边携带的重要文件取暖才可能活下来，你烧还是不烧？”
国际化的财富
李东生似乎有一份独特的才能，使其总能在关键时刻转危。
1995年，因老搭档蒋志基车祸身亡，其家人将蒋在长城电子的股票出售，后者正是TCL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无货可供的情况下，李的一个香港朋友告知其香港陆氏集团在蛇口的彩电基地闲着。这一收购让李掌握了价值2.5亿元的新彩电企业，当年彩电销售几乎增长一倍。
1998年，长虹3次调高彩电的生产预期，从最初的660万台最终调至1100万台，相当于全中国市场51%以上的市场分额。此一“炸坝放水”之举几乎要拖垮生产规模只有110万台的TCL。针对长虹规模大、敏捷性差、高度依赖分销商的特点，TCL用一年时间建立了一万家深入二三线市场的专卖店，并保证每3个月推出一个新款电视，以此满足消费者对“最新款式”而非技术、设计的要求。这最终让TCL反败为胜。
2000年，TCL原本巨资投入的电脑产业几无斩获，李力排众议起用了万明坚，并给其极大资金支持。几年之中，TCL通讯的迅速崛起成为业界传奇。
没错，TCL的国际化已经到了背水一战的境地。但此刻李东生所握的并非全是一手坏牌。他手中还有超过65个亿的现金资产，TTE的整合已经初现转机。而且，在成为全球彩电霸主后，年产2500万台电视机的TTE与上下游厂商的议价能力已经大为提升。一个例证是，今年4月，赵忠尧被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当作VIP贵宾，参加其在美国总部本顿维尔的年会。赵成了会场上唯一一个中国消费电子厂商的代表。
未来运气还会站在李东生身边吗？
国际化最大的挑战，一定程度上，因为太多的魔鬼存在于细节之中。因为TCL与Thomson的合资事件，李东生被美国Fortune杂志选为2004亚洲年度商人，接受采访时，他被美国记者问到如何处置nipper。李反问：nipper是什么？——这是拥有85年历史的RCA公司著名的标志：一只在留音机旁倾听的小狗。对于美国人而言，这是重要的知识产权，但刚刚完成Thomson收购的李东生，尚难理解它的意义。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法国。一位负责整合Thomson的TCL高层回国后对身边的人感慨：我喝汤的时候是出声的，但在法国人那里，这是不礼貌的行为。
TCL正在培育自己的第一代国际级经理人。赵忠尧现在一半的时间在国外。TTE所有结算都是美金结算，工作语言是英语。赵忠尧的英文现在已经不需要翻译。他表示自己今年的目标是两个老外交流时，能随时插进话去。但赵忠尧改变更多的，是思维方式。比如他已经不再迷信“越大越好”，相反念兹在兹的是保持“适度的经济规模”。
李东生的风格也在改变，他不再象以往在国内开会时那样迅速判断形势做出决策，在欧洲、美国开会时他必须用时间去学习当地的业务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当地人的优势和问题是什么，他们的思维路径是什么。以至于前几次开会他都没有发言只是倾听，直到半年后才开始讲自己的想法。
国际化也促使TCL认真反思，为什么这家全球CRT彩电的霸主、全球手机第七强还是一个技术跟随者？除了产能和市场，汤姆逊、阿尔卡特还给TCL带来了什么？
TCL深入骨髓里的市场导向、成王败寇型文化正在发生转变。许多分析人士，甚至TCL员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TTE之所以在液晶领域落后，从根本上反应了这家公司的文化太过倾向于市场和销售，而缺乏尝试技术创新的勇气。
而眼下，李东生明确表示，TCL必须在技术创新上下足工夫：企业研发投入增长速度不能低于同期销售收入的增长速度，未来研发投入将由目前占销售收入3％至5%提高到7％至10%，研发队伍要在现有的规模上再翻几番。郭爱平、刘飞、史万文等一批技术出身的经理人开始得到重用。在赵忠尧带往北美的少数国内人员中，几乎清一的都是研发人员。跟阿尔卡特的合作，使TCL成了国内第一家掌握手机协议站技术的厂商。
也许，唯一没有改变的是李东生的雄心与想象力：“国际化改变了我们公司很多的事情，如果这两个业务能够顺利运作成功，集团的体系也会很快的改造成这样一个支撑全球管理的体系，其他的四个产业群也会逐步的进行这种改组，未来可能整个计划的实施，我估计可能要五年、八年才能够完成，干完了我也该退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