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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0, 2007
寻找伯格曼
我从来不给其他媒体写稿子，不过因为法满是老大哥，又就着伯格曼的去世，在上次后期做完之后，抽了周末给他写稿子。最终版本请见本期的《视觉》，有很好的图。
也是试着去找规范式写作之外的乐趣吧。
寻找伯格曼
文 张亮
“我听说伯格曼要回到斯德哥尔摩了，我想，他做好了准备，回来等待死亡。”
在所有关于伯格曼与死亡的故事中，这是我所听过的最好的一个。它伤感，并带有一种契约感。这让人想起，伯格曼与死神，一直是奇怪的一对。
某种意义上，很少有谁比他们更为亲密。整个电影史上，没有第二个导演像伯格曼一样不知疲倦的拍摄、探讨死亡，而影史上最著名的死神形象，也出自于他1957年的作品《第七封印》。但死神似乎迟迟不愿接纳他：到2007年，伯格曼已经息影25年，而他的最后一任妻子也早于他12年去世。如果伯格曼像电影里一样与死神对弈，他实在赢了太多局。
这个预言的讲述者，叫作理查德·陆夫特，一个48岁的瑞典男人。他是名生意人，不过别人在对我们介绍他时，说他“曾是伯格曼的助理”。我们在2007年3月9日头一次见面。当地人说，这天是今年斯德哥尔摩头一次出太阳，“看起来春天就要来了”。开着那辆半旧的斯科达，他把我们从市中心带到城市东北面的利丁岛上，带到罗丹的学生、雕塑家卡尔·米勒斯的故居。在那里，我们找了一爿小吃店，一起吃着巧克力饼和味道清淡的三明治，听他讲一个又一个关于伯格曼与死亡的故事。
比如这个玩笑性的：“伯格曼曾有一个亲戚，是瑞典的演员。她岁数很大了也没有死掉，伯格曼曾经刻薄的说，这个人实在太糟了，连冥王也不要她。这些年，我总想起这个笑话也适用在伯格曼身上。”
还有这个：“2002年，我拍了一部关于戏剧的电视剧，其中一个故事，讲一个导演死后，他的灵魂依然徘徊于瑞典皇家剧院，指导新导演拍戏。拍完这部戏，我给伯格曼打了个电话，跟他说，我用了你的想法。因为他曾经跟我说，即使他死了，他的灵魂也会留在皇家剧院的。”
其中最现实的一个是：“我知道，伯格曼很害怕死亡。”
5个月后，8月1日，全世界从网络上得知，伯格曼过世于他所隐居的法罗岛。他没有像陆夫特说的那样回到斯德哥尔摩，但事后陆夫特跟我补充了其他的“契约”：在去世之前的半年，伯格曼停止了剧本写作。接下来的半年里，他几乎不愿起床，“他就那么躺着”。
***
有些时候，瑞典让人想起中国。
一方面，它们都热衷于自我标榜：斯德哥尔摩机场的墙上，悬挂着闻名当地的网球运动员、演员和歌手。虽然我几乎不认识他们，但显然，他们就是瑞典的姚明与成龙。在市政厅，女市长带有一种职业化的热情的告诉我们这些中国游客，这座城市正在修建一座ABBA乐队的纪念馆。而在每天的热情款待中，我们一遍又一遍被当地企业灌输一种似曾相识的“报告文学”：瑞典与中国的友谊，瑞典商业与中国市场的默契……
但另一方面，瑞典人和中国人一样反对张扬。陆夫特告诉我们：“在瑞典，人们喜欢那些普通的人，不喜欢那些太与众不同的人。”而这正是伯格曼遇到的问题，他因为性格太鲜明，得罪了很多同乡、同行。当我告诉陆夫特说，在这方面中国人和瑞典人颇为相似，他的回答是：“所以我很容易的喜欢上了中国，我很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或许因为这两个原因，在瑞典的自我标榜中，伯格曼并非一个恰当的符号。
在抵达瑞典第二天，我满街寻找书店──想象中，不应该有第二个国家或城市的书店拥有更多关于伯格曼的著作──但在市中心一家足够宽敞的书店里寻找了一个小时，我只买到了一本关于美国导演库布利克的画册。
这是一个有趣的对比：库布利克，美国人，但他的绝大多数作品拍摄于英国。他不喜欢自己的故乡，他的故乡也不是很在意他。我未曾在美国的书店见过关于库布利克的画册，却在瑞典买到了。
这也似乎是多数伟大电影导演的宿命：黑泽明晚年的电影投资来自于好莱坞；奥森·威尔斯在不容于美国电影业后，生命中最后一次参与电影是给动画片《变形金刚》的电影版配音；卓别林遭到反共分子迫害而离开美国；而近几年，被全世界公认为属于纽约的电影大师伍迪·艾伦，也只能辗转于英国、西班牙拍摄电影。
相比而言，伯格曼或许算得上这一串名单中较为幸运的一例。他曾因为税务问题遭到瑞典政府调查、扣留，这让他对自己的祖国相当失望。但真正让人失望的，是我在瑞典的书店、会场里与人闲聊，谈到伯格曼，得到的总是彬彬有礼，却漠不关心的回复。
直到行程即将结束，早餐时，导游跟我们说，他的一个朋友曾是伯格曼的助理。
***
事实上，我并非试图诋毁瑞典。伯格曼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拥有同样的命运。甚至，如果他的作品推迟50年诞生，他可能根本得不到世界的重视。
2007年的戛纳电影节上，波兰著名导演波兰斯基无法忍受记者的愚蠢问题，留下一段呵斥之词：“今天的问题都如此贫乏，是不是电影让你们变得智力低下了？你们的问题都和电影没关系，你们的兴趣不在电影上，是敲击键盘获取信息让你们对思考没了兴趣吗？”之后便扬长而去。
我想，波兰斯基的愤怒是具有代表性的，但他的无力感同样具有代表性。不得不承认，如果50年前的电影能够启发思考，今天的媒体，无论互联网、电视，还是绝大多数电影，都是无休止的信息填塞器，或者刺激提供者。
一个在电影业做了20年的朋友曾对我说，看电影应该有三种标准：艺术电影，就是要看那电影有没有讲出别人没有涉及的人性的复杂性；商业电影，就是要看那些票房最好的作品背后有何成功的理由；地下电影，就看它的风骨。但看一看今天全世界的电影工业，当法国、俄罗斯、韩国甚至中国的电影工作者都在依靠特技和宏大场面争取市场，三种标准早已被统一为票房这一种标准。
换句话说，我们并非青睐好莱坞电影，只是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媒体都已被好莱坞化了。
另一个在美国的朋友曾在见到德国大导演赫尔佐格后，问了对方一个问题：“戈达尔说电影已死，你怎么看？”
赫尔佐格只说了一句话：“戈达尔是个傻X。”
作为一名电影导演，如果你在今天还想赢得世界和同行的尊敬，大概只有及时去世了这“死路一条”了。
***
伯格曼也许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创作者之一。一个叫做Bermanorama的网站上列举了他的作品：粗略数下来，他从1946年，28岁时进入电影业，共拍摄了44部电影。1940年他进入戏剧界，到2002年一共执导98部戏剧。此外，他还参与了27部电视剧，45部广播剧。
这是一种可怕的创造力，特别是考虑到有太多因素可能阻碍伯格曼的创作，这个结果就更显难得。伯格曼常年受到失眠困扰，每天只睡5个小时；同时，他一直被焦虑感所驱赶。他曾告诉伍迪·艾伦，自己会在梦中发现自己要拍电影时，不知道应该把摄像机摆在哪里；与他对抗的力量还包括自己的国家，因为税务问题，他一度被暂停拍摄电影；而影评人们不止一次宣布说，伯格曼的创作生命已经完结。另有一些瑞典影评人批评他贩售低级的瑞典风情，讨好外国观众，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张艺谋在中国受到的一些批评，但张艺谋在中国所获得的政治认可和商业成功，恐怕足以令伯格曼、奥森·威尔斯们不知所措。
比量更令人羡慕的，是他作品的品质。1950年代末期，37岁的伯格曼拍摄的《夏夜的微笑》获得戛纳电影节特别奖，39岁时的《第七封印》获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同年另一部电影《野草莓》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奖。40岁时的《魔术师》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电影史上很少有导演能以如此频率拍摄出一连串精品。但在伯格曼的人生中，这种频密的杰作制造不止一次：1960年代，他的《处女之泉》、“沉默三部曲”和《面具》皆属精品。1970年代，他接连拍摄出了《呼喊与耳语》、《婚姻场景》、《秋日奏鸣曲》等作品……在他去世后，伍迪·艾伦对《时代》杂志说，伯格曼的电影是任何一个电影人都想拍摄的，哪怕“只拍出其中的一部”。
虽然伯格曼从未试图讨好观众，但就我个人的观影经验，他的电影从不乏味。我记得我所看过的第一部伯格曼电影是他的《处女之泉》，其中最让我震颤的一段是男主角，即“父亲”在得知女儿被杀害后的反应：他跑到屋子外，整个身体扑在一棵小树上，树和人的身体像在波涛中一样起伏、摇摆──我从未见过有电影以如此外在而强有力的方式表达一个人的内心的愤怒与痛苦。
当然，这种印象只局限于表现形式。对于一个生长于中国，未满20岁的电影观众，伯格曼电影的主题──上帝是否存在？死亡与人生的关系──实在太过遥远了。但任何一部伯格曼的作品（包括他那本尽可能诚实的自传《魔灯》）都足以令人好奇：究竟一个怎样的人能拍摄出这样的作品？
***
多少有些让人失望，理查德·陆夫特从未参与过伯格曼的任何一部电影。他1985年才与伯格曼展开合作，那时后者已经完成了自己银幕生涯的最后一部作品《芬尼与亚力山大》。之后的八年里，陆夫特参与了伯格曼一系列戏剧的拍演，其中包括著名的《哈姆雷特》，以及改编自三岛由纪夫的《萨德侯爵夫人》。
1985年至1993年，是伯格曼67岁至75岁的八年。虽然比起晚年近乎完全的自我封闭，这一阶段伯格曼仍对世界敞开自己，但这道门已经虚掩上了。
“塔可夫斯基曾经给我打电话，希望与伯格曼见上一面，但我问过伯格曼之后，他拒绝了见面。”在我们试探是否有可能前去拜访伯格曼时，陆夫特讲到这个故事：“我非常不理解，因为在我看来塔可夫斯基是个非常伟大的导演，为什么他拒绝见对方？”
伯格曼给他的解释是，自己以前经常遭遇一种挫败感：他喜欢一部电影，但在见到电影导演时，一点也不喜欢对方。他不希望电影因为它的导演而丧失自身的魔力。
这是一个有趣的答案。它认定了电影的生命力与价值大于了它的创作者，甚至，两者的关联并不紧密。
就像伯格曼与死亡仿佛拥有契约，他对电影的价值判定似乎同样有一种契约：一种为电影而牺牲一切的“合同”。
“他非常非常强硬，他参与所有事，并不能接受任何事情失控。他总希望所有人做到最好，如果谁做不到，即使是努力到99%之后放弃，他也受不了”，陆夫特说，“这弄得他自己有时非常累，而这也会让他愤怒。”
陆夫特本人所经历的一个“伯格曼时刻”是在彩排时。根据剧本，三个男人坐在台上，陆夫特安排了3把凳子。但伯格曼叫所有人停下来，不停的问：“第四把凳子呢？”当所有人惊讶于剧本上只写着三个人，为什么需要第四把凳子？伯格曼怒吼着质疑：“剧本后面上还有这三个人的老板，为什么没有人给他准备一把凳子？这是谁的责任？”
“我始终很喜欢他，他去世并不改变什么。不过跟他合作并不容易，很多次我都觉得，他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太恶劣了，这让我有时难以接受。他真的能让人绝望，但这是因为他对自己所做的全力投入，而且他对自己的要求总是最严苛的，因此我还是能够接受他不好的一面。”伯格曼去世后，我在给陆夫特的邮件中询问他的想法，这是他的回答。
也是在伯格曼逝世后，我在网络上看到了1964年他接受采访所说的一段话：“你们知道拍电影是怎么一回事么？每天奋力工作八个小时，就为了三分钟的电影。在这八小时里，可能只有10到12分钟，如果你走运的话，算得上是真正的创作。也许这都不会有。然后你得鼓足勇气迎接下一个八小时，祈祷这次你能获得真正的十分钟。为了找到有着真正创造力的这几分钟，拍摄现场的每个人每件东西都必须调整好。一定要让自己和演员进入一种着魔的状态……”
***
我们是在酒店的大堂找到陆夫特的。锁定他并不困难：他的胳膊夹着一个长条形的纸盒子。里面装有他的发明，一把60、70公分长的“烤肉打火机”，不过看起来更像《星球大战》里绝地武士们使用的光剑。陆夫特自豪的用把产品命名为“陆氏打火机”。
和伯格曼一样，路夫特是22岁进入戏剧界的。在与伯格曼合作之前，他已经在法国导演过一部萨特的话剧。他认为自己是伯格曼为数不多欣赏的人之一：曾有一次，伯格曼被邀请拍摄一部电视，因为身体原因，伯格曼把这个机会让予了陆夫特，却提出，自己可以担任陆夫特的助理。事后他在电子邮件中对我写道：“我还有他签名的这张合同”。
但这也给陆夫特带来了困扰：“我跟伯格曼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没错，我跟他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也给了我很多机会，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导演，不应该在很长时间里，都有一个伯格曼这样的伟大的导演对别人介绍自己说，这个年轻人很不错。”他停顿了一下，声音降了下来：“我应该更有竞争性的证明自己。”
对于这个今年48岁的瑞典人，他的20多年戏剧生涯比起伯格曼的要简单的多：他导演过大约30部戏剧，3部歌剧，大约10部音乐电视。比起伯格曼难以枚举的获奖名单，陆夫特所列给我的唯一奖项是：1995年格莱镁最佳瑞典音乐电视奖。
很难想象，但陆夫特最终成为了一个企业家。这一切始于他热衷的烤肉：传统方式下，依靠酒精点燃煤炭大约需要30分钟，且烤出的肉有酒精味。于是，他把风桶和打火机组合到一起，据说能够在一分钟内把火升好。
2004年，通过自己的女儿，陆夫特认识了欧洲富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名成员，并从他那里获得了几百万瑞典克朗投资，2005年，他辞去了剧院工作，开始创业。
“在欧洲，人们喜欢烧烤，是因为人们能在一起度过一段时光，就像人们一起去看电影一样”，这是陆夫特给自己的产品赋予的意义。他现在偶尔还会参与导演戏剧，不过多数时候，他的才华被用于一些细小之事：他随身携带的“陆氏打火机”的宣传手册，使用的是他的母亲、妻子、儿子、朋友的生活照编辑而成，而他给公司拍的第一部广告，也由自己出演。
另一个表演时刻是在推销时。他的产品曾经屡次碰壁，尤其当他跑到商店的采购部门推销时，自我介绍为一个戏剧导演，他总被拒绝。而他的解决方法是，跑到商店门口，升起一盆炭火，同时给采购经理打电话，要求占用对方一分钟，表演自己是如何烤肉的。
他说2006年，自己用这个方法推销了全瑞典75家商店，卖出了3000多支打火机。不过2007年，自己的产品已经覆盖了750家商店，甚至被卖到了南非和巴西。
***
8月4日，伯格曼去世那一周的周六。我们在北京再次见到了陆夫特。他带着19岁的女儿和16岁的儿子来北京和上海旅行，并会前往常州的工厂待上一天。
在希尔顿附近的全聚德，我们同时继续着两个话题。他说自己的生意越做越好，以至于现金流跟不上了，“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叫现金流”。
当然，更多的话题集中在伯格曼上。之前的几天里，中国不知有多少电影爱好者同时追祷着伯格曼与安东尼奥尼。陆夫特说，很多时候，伯格曼都是个很个人化的人。陆夫特指着自己的儿子说，这个孩子出生时，我给他起名叫文森特，我太太要叫他山姆，幸好伯格曼在电话中说，山姆是个坏名字，于是他叫了文森特。
文森特是个安静的年轻人，在我们讨论的时候，他悄悄吃掉了被雕刻成花朵、用作装饰的胡萝卜。我问他怎么看待伯格曼的电影，他愣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整顿饭，这个过于安静的小伙子唯一一次大声说话，是我们谈到伯格曼的婚姻。我说，他有5任太太、8个孩子，居然没有人陪在他身边。陆夫特的女儿和儿子均大声纠正我：是6任太太，9个孩子。
很显然，这是媒体的力量。这也让我重新想起在瑞典时，与伯格曼既近又远的感觉。看起来，这一次伯格曼终于被自己祖国的媒体仔细报道了。
“这两天关于伯格曼的报道太多了。伯格曼的一个10岁的小孙女，叫Karin，她跟我们说，她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爷爷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陆夫特说。
***
我偶尔想起路夫特，觉得他并不是一个属于当今世界的商人。他更像一个20世纪初的商人，他有着非常强烈的私人气息。他只是做了一件试图解决个人麻烦的小产品，然后，把它变成一种生意：他不会考虑商业模式，不会思考IPO的问题。他更清楚如何通过自己的演示，让别人意识到其产品的价值。
对于创业，陆夫特的比喻是，自己就像一个扔橘子的杂技演员。很多在美国创业者心目中占据重要位置的问题，在他这里退居次席，对他来说，重点是接到自己抛起来的每个橘子。
很难判断在这方面，伯格曼给了他多少影响。但我们谈到了伯格曼在64岁退出影坛的事情，陆夫特说，在他看来，除了身体问题，还有伯格曼的个人感受：“他最大的兴趣，是为自己表达，而不是对世界表达。很幸运的，世界喜欢他表达的，他取得了世界级的成功。但他在意的，仍然只是表达自己想说的。”
“这是伯格曼告诉你的？”
“我知道他的压力，我能看到他的压力，我也能感受到他热爱的表达，以及跟演员互动。我想我懂。”陆夫特回答说。
或许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伯格曼又孤独的写了25年剧本，即使他的孙女，也并不知道自己究竟做过什么。
August 10, 2007
so long
查资料时，找到自己2004年9月写的一篇文章。时间过去3年，觉得那时还是天真，不过当时写东西真快。
这篇文章曾被相关企业努力封杀，不过事后看，无论新华保险遇挫，还是东方集团逐渐沉寂，证明我们所努力调查的，并非站不住脚。
曾因灵敏的机会发现力和卓越的政商结合智慧而屡屡突破政策禁区的东方集团，正遭遇着外失资源，内临离心的乱局
巨鲸之困
本文发表于《环球企业家》2004年10月
当德隆系终于结束了其势不可挡的分崩离析，投资者对民营企业的质疑并未停止。除去财务质疑，在宏观调控之中显得弱不禁风的民营企业们也在管理和战略层面饱受责难。在这新一轮“因爱生恨”的审视中，近两年越发低调的东方集团再度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像德隆一样，总部偏安于东北哈尔滨的东方集团通过过去十年中大肆实行多元化，它已成为民营企业中的庞然大物，其掌舵人张宏伟虽不像德隆的唐氏兄弟般刻意将自己神秘化，但因行事低调，同样少为外界了解。
仅仅3年前，东方集团还不啻为民营企业中的巨鲸。其总资产最高时达70亿元，拥有3家海内外上市公司。不仅如此，东方是第一批在国内A股上市的民营企业，也是国内第一批成立财务公司及获得进出口业务贸易权的企业。而张本人也成为中国25年改革开放中民营企业家的标志性人物，直接、间接控股上市公司超过30%的他自然是国内富豪排行榜上常客。
当时的东方集团正是投资者热捧的对象，北京首证评价它为“不可多得的蓝筹股”，山东神光形容它为“运作稳健、题材独特、潜力十足”，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则称其“成熟的投资控股型企业集团，资本运作触角灵敏、长袖善舞”，而其股价也曾维持在10元高位。
但近两年间，东方集团长期处于阴跌之势，其市值已经缩水一半。自今年2月攀上近年股价高点7.3元，其价格一路下滑，目前更已在4元价位上徘徊近两个月——与其每股净资产3.94元相去不远——足见市场对其前景颇不看好。甚至，在原本追捧东方集团的券商处，已经很难找到相关研究报告，原因无它：“看不懂”。
仅从账面讲，东方集团布局严谨有秩：既有银行、证券、保险、港口等高门槛、高利润行业，也有地产和建材流通这两个现金流强劲的领域。
可是现实成绩只是差强人意：东方集团已连续三年营业利润下降，净利润从高峰期2000年的18439.5万元下降到2003年的11589万元，降幅高达37%，而在今年上半年，公司主要利润仍只来源于民生银行和锦州港的投资收益，而在房地产、建材流通及加工制造业合并利润亏损2724万元——这似乎很符合当下批评人士认为民营企业管理不善的论断。
而此刻对于东方集团的猜疑，还有另外一重原因，过去两年中，东方集团持续不断实施“瘦身”：
——7月6日，民生银行发布公告称，银监会批准国际金融公司(IFC)受让民生银行1.08%的股权。即使这一行为本身无可厚非，但在民生银行即将赴香港上市之际以并不算高昂的价格让出股权，并结束了自己该行第二大股东的身份，仍给了外界以丰富想象空间。
——虽然和记黄埔已经对外否认将从张宏伟处收购锦州港的传闻，但据东方集团内部信息，东方集团出售锦州港的意愿非虚，一切只是时间问题。
这一系列已发生、未发生的慷慨义卖，很难不让外界对东方集团的经营状况担忧。
“这都是外界的看法，我们自己并不在乎”，在电话中被问及现金流相关问题，张宏伟以此标准答案回应《环球企业家》。
张的回答并不能解答一个朴素的疑问：一家屡屡突破政策禁区，拥有多数企业难以企及资源的巨型民营企业，何至每况愈下？
通过广泛采访东方集团内部人员及外部观察人士，《环球企业家》试图对此问题做出尝试性解答。故事分为三个层次：最表面的，就是人们最关注的经营业绩，虽然它无法给试图解读东方集团者一个准确的答案；导致这一处境的是故事的第二个层面：资源获得。身为一个毫无特殊背景的企业家，张宏伟何以能率领一家民营企业，先后进入如此多家壁垒森严的限制领域？这正是成就今天的东方集团的关键。
隐藏在此两者之后，外人很难了解到的，却也是真正将决定东方集团命运的，是故事的第三个层面：公司政治。在张宏伟的独角戏背后，当下的东方集团实则是三个利益实体博弈的产物。合纵连横、各自为政，这里既有新一代民营企业家的雄心与妥协，也有产权不清晰时期创业团队“论荣辱、分银两、排座次”的纠缠不清——较之外界广泛关注的现金问题，它对张宏伟的威胁要大的多。
张宏伟
让我们从问题开始：张宏伟是谁？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事实上并不容易得出答案。虽然张宏伟成名甚早，1993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在1995年以中国民营企业家代表的姿态登上美国《华尔街日报》头版。但外界对其个人的了解，可谓少之又少，张鲜少接受媒体采访，在企业家圈内也无挚友，偶尔出现在会议或论坛之上，他也绝口不谈东方集团，而是大讲国计民生以及民营企业的整体利益。
最为外界所知的，是张宏伟由高中二年级辍学后，随亲戚进入施工队，并因砌砖速度快而为同乡称道。1978年，他以700元个人生活费发起一支50人的施工队，依靠勤奋与思路灵活在哈尔滨建筑市场获得一席之地。成名之后，张宏伟对个人成功的总结也简单之极：“没有什么我们做不了的，我们比别人更聪明也更勤奋，我们从不放弃”。
不过，像张宏伟一样依靠勤奋获得“从自行车到奔驰轿车”这等命运改变的企业家，在中国不在少数，真正让他与众不同者，显然另有原因。
据知者称，张宏伟并非像外人通常以为的那样，是一个金融奇才，“张其实并无过人的聪明，能够有今天的成就是他做人的成功。”在与张宏伟有过共事经历的人们看来，他的确拥有罕见的领袖风范，谨慎而有决断力，为人仗义，广为手下尊敬。
与多数功成名就者不同，张宏伟的业余生活可谓相当乏味：他不打高尔夫球，不好交际，儿女妻子都在美国，唯一爱好就是工作。他在北京的房子是东方实业集团副董事长关国亮以前住的，张入住后也不事装修，像住旅馆一样每天很晚回去。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人没有品位，工程队出身的张宏伟很懂审美，现在东方家园的H型入口就由他设计，甚至给各界要人的礼物也是由他亲自操刀设计。“往往收效甚佳”，一位熟悉张宏伟的人士表示，这恰是不好交际的张能够在人际关系方面左右逢源的一个重要原因。“张很知道将精力放在什么地方，他对吃喝不讲究，但头发总是油光锃亮，衣服也都是高档名牌。出入各地，他都坐奔驰——他最爱的品牌。”
张的苦心经营得到的回报，就是他以民营企业家的身份，获得了难得的政治认同。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民营企业家出身的全国政协委员，他还成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张宏伟很懂得把握政商互动的脉络与潮流”，一位国内企业家认为这正是张最大的过人之处，也让他一度在所有民营企业老板中独领风骚。
凭借这种高度敏感的政商互动嗅觉，张宏伟找到了广开财路方式，特别是在金融这一保护型行业中，张宏伟游走自如。个中巧妙，可从张宏伟如何进入民生银行一役即可看出。
1999年12月28日，民生银行委托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将深圳前进科技公司所持有的民生银行6000万发起股权进行拍卖，最终被东方集团以每股1.42元的低价全部买下。当时因另一起法律纠纷而被关在东莞市公安局看守所中的深圳前进科技公司总经理邱影新对此异常不满：在邱看来，只拥有其2000万股股权抵押的民生银行根本没有资格将其全部6000万股股权拍卖。前进公司拥有的民生股权已经被东莞公安局查封；邱已申请诉前保全；东莞公安局在拍卖前曾发函要求暂缓执行此股权；拍卖前未发布公告；拍卖后没下裁定书，剥夺了前进公司复议的权利。
尽管这一拍卖因东莞公安局与执行拍卖的北京二中院的各执一词而纠葛至今，甚至影响了民生银行在2004年上半年香港上市的计划。但张宏伟显然获得了实质利益，他一度以占总股本9.42%成为民生最大个人股东。并被选举为民生银行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及副董事长。甚至，据邱影新向《环球企业家》称，他至今仍未收到拍卖所得的8550万元，反而欠下民生银行不少债务（详情参看本刊2004年5月号《一个人的战争》）。
即使难以探究张宏伟是否交付了8550万元，他的所得已经早十倍于此。据邱影新计算，前进公司所持股份现在价值超过9.4亿元人民币。
邱影新的股权只是张宏伟众多收获中的一小部分。通过此种“螳螂捕蝉”之举，东方集团实现了速度惊人的扩张，而张宏伟也在此过程中被好事者赠予“资本猎手”的称号。
不过，即使每天与张工作在一起的人，也认为张宏伟的工作风格极为神秘。如在用人方面，“他几乎难以被看懂”，经常是公司内被看好的人得不到提拔，但公认将被开掉的中层，反而有可能被张宏伟力挺。张可以一个时期力捧某人，被捧者用脚踢张的门直接进入都没关系，但他也会没有征兆将一个经理贬为总监，或调到地方分公司去。
这种迷一样的特性，在张宏伟工作的很多层面有所体现。张通常被视为东方集团的道德化身，为人自制的他也的确能够以德服人。对于一同创业的老员工，即使他们多数文化水平低下，在东方集团内部早已失去贡献空间，反而时常在新老员工内制造麻烦，张宏伟也从不苛责他们，反而提供以优厚待遇。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据说极为崇拜毛泽东的张宏伟，平素喜欢阅读帝王将相的权术之书。很多时候，为了确立个人权威，他会精心策划，在东方集团内部挑起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然后自己站出来调解。
将这种“心计”体现到极至的，是张宏伟100%控股上市公司东方集团的母公司东方实业，绝不与其他高层分享，这自然引起了公司内一些自认为对公司发展功莫大焉的高层的不快。
关国亮及安英
虽然东方集团早就将自己的业务扩张到全中国，乃至俄罗斯等其他国家，但本质上，它仍是一家以哈尔滨为核心的企业。在当地，它是身份与高收入的象征，以至于当地的一个笑话是：进了东方集团后，最大的挑战是不离婚——外界对东方人的诱惑太多。
1990年代中期建成的，位于哈尔滨南岗区的东方大厦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甚至因当时颇具时代感的大理石与玻璃结构被《华尔街日报》视为身份的象征。东方集团的总部即驻扎于此楼的12至16层。外人很难想象，这4层内隐藏着怎样的权力之争。
16层是东方最高层的办公室，多年来，只有三个人曾在此层办公。除去张宏伟，另外有幸入驻于此的，还有东方实业集团副董事长关国亮与已辞世的原集团董事刘庆余。
教师出身的刘庆余在东方集团上市之前曾扮演了一个“机会发现者”的角色。他曾创下3个月考察60多家企业，1个月内成立5家合资企业的记录。这种奔波，也体现了从那时起，张宏伟的经营理念已经成型：“只考虑如何赢得高额利润，而不关心是什么产业。”
虽然张宏伟通过地产业务掘到公司的第一桶金，但东方上市时的利润贡献主力，竟是一种名为“思乐奇跳跳糖”的零食。据说这一放在嘴里会蹦的糖果，由张宏伟当时的秘书在韩国发现，回来之后即说服张宏伟投资。此项目18天收回成本，当时还没有银行转账，“都是公司内部的人自己数钱数到手软”，第二年更净赚利润1800万。而与此同时，刘庆余主持的“东方神镜”项目因其能够治疗假性近视而一炮走红。
更令竞争对手眼红的，是东方集团在1989年成为黑江省首批拥有对俄边贸权的企业之一，到1992年更争取到了面向全世界的进出口贸易权。然而，原本被视为金矿的外贸业务，从1998年开始却陷入连年亏损——对俄的易货贸易并不产生直接现金流，对日、韩的劳务输出也面临激烈的竞争。
刘于2002年去世，而东方国际业务的衰败也早已是势不可挡，2002年，张宏伟似乎是一夜之间做出决定——关闭了运营13年的国际公司。
刘庆余之后，东方集团内最大的红人莫过于关国亮。关毕业于东北财经学院，曾经是辽宁省财政厅最年轻的科级干部，在张的邀请下，关出任东方集团总会计师，后任主管财务运作的副总裁，直至东方实业集团副董事长。他既是东方集团上市的操办者，也是日后东方在金融业大展拳脚的关键人物。
关为人聪明，善决断，学习能力很强，对市场的嗅觉很好，且被认为是极富人格魅力的人，甚至东方集团内部有戏言称他是“任何女性都会爱上的男人”。与张宏伟依靠魄力确立公司“一把手”地位不同，关的业务能力是他在东方集团不可替代的原因。
据新华人寿高层人士表示，关国亮代表东方集团进入新华人寿之初对寿险业务所知甚少，新华内部也仅把他视作为资本运作而来。但他几年内每天工作到夜里一两点才离开公司，很快就成为个中高手。而他谈判能力绝佳，曾在去香港时与8名律师力辩，也让他被公司内视为这一代企业家中的佼佼者。
关的一个爱好，是研究中央领导的讲话，听后做分析，哪里值得反复琢磨。自己发言时，虽然是秘书草拟，但他会做很多修改，然后发言时滔滔不绝。
令人称奇的是，锋芒毕露如关国亮，从未与张宏伟红过脸。两人的合作关系几乎成为国内少有的创业者与经理人末期合作的典范：关侧重于思路与方案的提出，而张则负责拍板，并利用其深厚的人脉资源将思路落实。
“没有关国亮就没有今天的东方，但没有张宏伟就没有关国亮”，东方集团内部人士表示。一个说法是，在关国亮的操持下，东方集团在新华的股份一度超过55%，这正是现在东方集团不断设法减持新华的关键原因——略为讽刺的是，关的巧妙安排虽然一度获益颇丰，但这一复杂的股权关系，也正是现在新华人寿迟迟不能上市的关键，对此，新华人寿内部人士予以肯定。
除去对张的权威的尊敬，关与张的融洽合作，也有赖于关本人讲究策略。很多人都认为关的能力早就能脱离张宏伟自己做了，据说期间也有机会让关做黑龙江省副省长，而早在五、六年前，新华人寿就聘请他做终身董事长，但他当时也以对东方集团和个人发展都有影响拒绝，直到近年才接受这一职位。
关国亮和张宏伟为人的区别，从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来。张宏伟主持东方家园的军训，非常艰苦，每个人每天的吃饭住宿费用只有35元，共20天，包括高层在内都要进行军事五项训练，甚至张宏伟本人也有几天跟所有人一起听军号起床。对张而言，这是一个纯粹的提升企业战斗力与凝聚力的机会。关看到这个之后，也在新华人寿办了军训，只有八天，每个人有5000元补助，最后关像首长一样阅兵，这些镜头都被拍了下来，在新华人寿大楼的一层滚动播放，“对于关而言，这是非常好的宣传方式”。
而在用人方面，关较张更为圆熟。关会给下属更多机会，如果一个人做的不错，关会给他更大的平台。但张如果觉得一个人在某个职位上做的不错，这个人就会始终在这个位子上，得不到提升的机会。熟悉张的人评价，“他的这种执着，就像多年来他最爱吃黄瓜沾酱一样”。
因张宏伟这种执着而被局限的，很可能包括东方集团创始人之一、现在的东方集团董事安英。最早以第一副经理身份加盟的安，凭借在建筑业的专业知识和人脉资源，对于东方集团早期贡献良多。安讲义气、为人豪爽的性格也让他与张宏伟建立了亲兄弟般的感情，“张宏伟拉我下海时，我从未想到财产自己占多少，在争议财产归属时，我俩坚持反对分离裂变”，安英后来接受采访回忆时称。
安和张结识于1984年，当时的安英是哈尔滨建委经济处的年轻干部，安英作为审查张宏伟乡镇施工队的干部与张相识，随后加盟东方，同一年，哈尔滨东方建筑公司成立。安后来曾经对媒体回忆，“张没有小包工头在人际关系上的庸俗，也没有小富即安的傲慢”。
不过，安英很快遇到了他发展的瓶颈，他的脾气暴躁，傲慢十足，而对东方近年来利润贡献巨大的金融业务又知之甚少，这都让他难以与关国亮分庭抗礼。多年来，他长期在15层的东方地产总裁办公室中，而安对此表达不满的方式则是干脆将自己的办公室搬到东方地产公司注册地哈尔滨市西道里区。
据知情人士称，一次，安英与东方其他员工乘电梯，电梯无意间停到了16层，身边人提醒说：“我们到了张老板的地盘”。
安讪讪地说道：“机会均等”。
三分天下
安英所谓的“机会均等”，最终在事实上演化成东方集团的分权：安本人把持住东方集团的地产业务，而关国亮靠其专业素养在金融领域扮演着独一无二的权威角色，而真正留给张宏伟的空间，越发有限。
虽然三人表面上一团和气地掌管着东方，但是多年前，在东方内部，三人共同出席的公众场合已是很少。
关的进入打破了安与张的平衡。才华毕露的关很快显示了其卓越的领导能力，1995年前后，在东方集团的副总裁排名上，关超越安成为第一副总裁，关取代安成为东方集团仅次于张宏伟的二号人物。接近事实的人称，安将怨气集中在张身上，他认为张根本无法摆平自己同关在东方的位置。在安看来，自己是可以为东方赴汤蹈火的人，而关为什么会在如此短的时间超越？而事实上，在东方借助资本运作迅速扩张的时期，关显然是无法取代的重要角色。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分权的原因是张宏伟自己在运做方面的接连失误，“失误影响了他的声望，虽然他仍然是东方绝对的统治者”。如2002年清华大学朱武祥在其关于《财务业绩稳定、资本配置行为与资源配置低效的案例》分析中所说，东方集团上市以来三次配股共募集13亿资金，在非金融领域的多元化投资努力，几乎全部以失败告终。
即使东方集团的中高层，也很难理解为什么曾依靠“跳跳糖”和“东方神镜”就能发家的东方集团，竟在实业方面难有作为。如1997年，东方集团立项的铜基无银电触头项目，因为可以为国家大量节约白银，在论证时被视为可以大赚一票，但5000万投资之后，所获寥寥。
这不免让公司内员工在反思时总结，张宏伟的用人之道出了问题：他对老员工太好，导致了东方集团内部像太平天国后期一样分立王侯。虽然张本人并不认同公司内有家属、朋友，张的弟弟早年离开东方，但公司大了，底下的裙带关系让东方集团的实施能力很差。而张宏伟已经几乎失去了对此问题的解决能力。
另一方面，张宏伟长期以来赖以自雄的“政商结合的智慧”，也遇到了瓶颈。一位旁观者称：“张宏伟不是从原理意义上去把握时代潮流，而是更多依靠人际关系。”言下之意，在权力所有者变更之后，张宏伟已经失去了以往在限制性领域的游刃有余。
在一个更多需要业务能力的阶段，关国亮与其伙伴赵地位越发提高。关、赵毕业于同所大学，两人性格相仿，形如一人，赵曾经作为财政部官员派到IFC工作，后加盟东方。1996年，东方集团拿到IFC的3000万美金的低息贷款，很大程度上是赵的功劳。
据知情人士称，虽然关本人刻意低调，但关赵组合，还是会有意无意挑战到张宏伟的权威。据说在讨论是否投资吉通的高层会议上，张认为这个项目无风险高回报，东方集团可以借此进入具有垄断资源的电信行业，这遭到了关与赵的反对。性格直率的赵说：“张总，这个项目关总和我可以做，你做不了。”被将了一军的张宏伟反而决定以此证明自己。
2001年，锦州港与彩虹集团签署协议，出资人民币58880万元，以每股2.00元的价格受让原吉通第一大股东彩虹集团持有的法人股股权29440万股。
随后的故事广为人知，急于获得吉通控制权的张宏伟与吉通总裁齐鸣秋关系难以调和，双方合作为难。
2002年9月25日，财政部和信息产业部发出的一纸通知——彩虹将其持有的吉通股权转让给锦州港属无效行为——最终宣告了吉通投资的失败。据说东方曾私自对吉通财务进行转账，亦有说法称齐鸣秋用东方收购吉通股权的资金去购买了带宽。
无论如何，张宏伟在吉通的经历，难称胜利。而更具戏剧性的转折是，关再次助力张解决了吉通的难题，未经证实的说法是，神通广大的关，成功运作将吉通的股份转成新华的投资，“关让死钱又一次变成了东方可以支配的活钱”。
而张对关国亮的器重，显然引起了安英的不满。据不愿透露姓名的接近情况的人士称，安几乎不参加东方集团的高层会议，甚至缺席股东大会及董事会，一次张宏伟紧急召集安英开会，安对张的秘书说：“我在睡觉，你让他们先开会。”
除了不合作，张宏伟对安负责的地产业务，也逐渐失去掌控。在东方集团需要进一步做大的进程中，张不能亲自指挥这一高利润业务前进，而是任其在较小规模发展，足以说明问题。
如果说有什么将极大影响东方集团的未来，那很可能是关国亮即将自立门户。
只要接触一下新华人寿的员工，就能感受到他们其实并无东方集团的归宿感。但新华人寿势必在近期内完成的国内上市，则给了关国亮以新的平台——与张宏伟平起平坐的身份认同。现状是，关已经很少插手东方集团的事务，与之接近的人士说：“他很少去东方，反而是张宏伟经常去到新华人寿位于北京六里桥的办公楼找关。”
最后的阵地
虽然偶尔，张宏伟也会对身边知近者表达对安英与关国亮的行为的默许：“反正也是给东方挣钱”，但人们不难看出他证明自己的愿望。这个最后证明自己的机会，就是东方家园。
所谓最后的机会，是因为张宏伟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掣肘因素。资金方面，IFC长达10年的低息贷款将在2004年到期，还本付息的压力摆在眼前，这被观察人士认为正是东方集团将民生银行股权让出的原因。接近东方的人士称，东方集团银行抵押贷款超过20亿，“像过去那样依靠不健全甚至腐败的银行体系拿到钱越来越难了”，一位批评人士称。
事实上，张宏伟也几乎无可选择—进入流通业，德隆国际前董事局主席向宏表示，进入流通业，是中国民营企业很自然的选择。
1999年，第一家东方家园分店北京丽泽店开业。张宏伟亲自参与其店面设计，并设计东方家园的H型入口即可看出张对此事的投入。更体现其决心的，是未来十年中开1000家分店的“十年千店”口号。在张的意愿中，东方家园将尽可能模仿家得宝（Home Depot）的方式建立中国的建材零售企业。
此一高调之举很快引来一连串的质疑。以其资金状况，根本无法支撑“十年千店”计划。一个一万平米的建材超市，前期的投入基本上是3000万，而张更多采用了买地自建房的商业地产模式，这与国内其他的建材零售商完全不同；而这种方式一万平米店面的前期投入是近2个亿，1000家店的投入意味着2000亿，而东方集团上半年的净利润仅为5787万元。
运营几年内，尽管2003年东方家园就在全国开了14家新店，巍巍壮观，但总店面数仅20余家的数量，显然与其预期相差太远——据东方家园内部人士表示，“十年千店”计划已经被废止，改为追求每家店面规模与效益。
但到目前为止，东方家园只有三个店是赢利的，青岛、哈尔滨、北京景山、十八里店至今仍然严重亏损，长沙店开业之前超过一半员工集体辞职，而因为拖欠供应商及建筑商的款项，沈阳店至今仍然未能开业，而截止9月中旬，东方家园供应商的货款已经超过45天未结，其供应商正准备联合断货……
导致这一不利局面的，仍是东方集团的管理缺陷。虽然东方家园的店面规模普遍超过家得宝，但在采购上，东方家园仍然是将总部的实施和执行权力下放到分部，并没有实现全部的统一采购，这意味着店面的增加并没有减少采购的成本；而在管理上，由于东方家园继承了东方集团以前的人事旧部纠葛，各自为政情况严重，管理为难。
张宏伟并非不想改变这一状况，他也遍寻猎头公司，挖来海归背景的专业人员。不过，急于改变这一状况的张过多介入微观层面的管理，在另一方面也影响了新进入的职业经理人在公司内建立权威，更重要的是，面对零售企业需要的精细化管理，张的时间和精力都显然已经力不从心。
据说张宏伟自己在私下曾表示，很多企业家的思路是“做儿子”，成立很多子公司，把业务做大。但他的思路是“做女儿”，把某个项目做大之后就卖出去。据投资界消息人士透露，现在张宏伟做的东方家园，虽然斥巨资打造，但同时他也在跟摩根士丹利等公司谈判。据说有国有企业曾与张接洽，希望买下东方家园50%的股份，张并不接受，他中意者是国外买家。
1997年，东方集团19周年的庆典在哈尔滨东方大厦举行。张宏伟、关国亮、安英以及东方集团全国各地的中层悉数参加。有当事者事后回忆称，该次会议上，张宏伟数次止住眼泪。在那次群情高扬的庆典上，张为东方描述了“进入世界500强”的蓝图，台下员工异常振奋。
时隔7年，当年的梦想似乎已经离张宏伟越来越远。身边的人表示，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张宏伟虽然仍然像以前一样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但在会议间隙，张更多的时候会仰在沙发中，疲惫之态毕现。
张宏伟所遭遇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他这一代企业家遇到的普遍困境：企业做大之后如何做强？
“他就像一头马，依靠容忍和忍耐走到今天”，一位接近张的人士称，张属马，容忍和忍耐是张性格中很强的一面，据说他也曾以此自勉。在失去了曾经帮助公司迅速长大的资源之后，依靠容忍和忍耐，能帮曾经无限风光的张宏伟，找到下一个落脚点吗？
August 08, 2007
听-2大师布道
忙活中，-2大师蹦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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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款iMac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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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Aqua风格变成金属风格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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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APPLE官网都从AQUA风格转成金属风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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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MAC OS很快也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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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APPLE设计方向的的一次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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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次APPLE风格的大改变，某种程度上是要与Windows Vista和MS LIVE!拉开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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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Vista就是AQUA风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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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OSX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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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可爱的时代过去了哈哈
August 06, 2007
Fake Steve Jobs
在All things D论坛上，Bill Gates像傻蛋一样配合着Steve Jobs的冰雪聪明的发言，而盖首富所开的几乎唯一一个玩笑是：我不是Fake Steve Jobs。
事实上，那个以Steve Jobs名义撰写的Blog，一直也是Bill Gates和Steve Jobs本人阅读的。关于究竟谁是这个假乔布斯——因为他似乎真的能像乔布斯一样嬉笑怒骂——硅谷曾有过很多猜测。Business 2.0的影响科技产业的100人里，也把这个假乔列为其中之一。
最终，F for Fake同学露面了，露面的原因不是他被揪出来，而是因为，他要赚钱了。
他最近写了本书，名为Options: The Secret Life of Steve Jobs, a Parody。就是用Jobs的口吻写的小说。而他的经纪人在推销本书时，说他以前出过小说，且，是一家主流商业杂志的记者。
循此，NY TIMES的记者缩小了包围圈，终于查出这是Forbes杂志的Daniel Lyons。
好玩的是，这位老兄从未采访过苹果，在这家公司毫无线人，他所有的写作依据，是关于Jobs的传记和新闻。而Jobs（正版）的女儿Lisa（就是那款失败电脑的名字来源），给盗版乔布斯写信说：你说话不像我爹，但你的blog真NB。
正版Jobs说，他不会看这本盗版书。
9月时，Forbes会把盗版乔布斯的blog挪到自己的网站上。以前我们就见过NY Times因为记者瞎编而蒙羞的案例，但现在，居然有人因为胡编而让一个专业媒体引以自豪，可谓是对媒体业变迁的一个嘲讽。
难道，因为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因为娱乐精神盛行，媒体的尊严和风骨，已经退居次席？
August 05, 2007
Stand Tall
最近似乎得了种病，叫“写字恐惧症”。
简单说，就是越想写好，写快，写出新花样来，越觉得自己写的东西新意欠奉，文字枯燥，然后，越写越慢，怀疑自己。我有的时候怀疑是自己最近锻炼不足，双手供血不足，有的时候怀疑MacBook上那个皮套质感不佳，阻碍了我写作的快乐……
就这个问题想了好多天，也问了好多人。有人建议多读，有人建议休息休息，有人建议规范写作。
我当然理解他们的建议，而且也在采纳。但我同时在想的是：自己是不是缺乏写作的才能呢？我是不是遇到了天花板？还有可能做的更好吗？
想来想去，觉得自己的问题是，把写作当成了工作。就是说，我越想把自己手上的工作做好，越去把生活中其他的时间、力气省下来，就越在自己脑子里，无意识的强调说：这是工作。就这样，无论我多么试图投入，背后的乐趣和热情已经被压抑下去了。
所以，重点，还是把自己那些被束缚住的快乐和能量，释放出来吧。
就像在电视上看到U2演唱会之前几个小时，大家排练的时候，BONO依然放开了嗓子唱。他不怕晚上嗓子哑吗？如果脑子里有这个想法，唱歌对于他就不是乐趣了吧，他也不会唱的那么好了。
就像昨晚听人讲，Ingmar Bergman去世的半年前，还一直在写剧本。直到他身体已经彻底不成了，他最后的半年就躺在那里，不起床，也不做任何事情，静静的等待死亡。其实，在他写下最后一个字的时候，精神上，他已经宣布自己可以死去了，
就像一部漫画里说的：
我并不仅仅在寻求“结果”...如果只为了寻求“结果”的话，人是容易走捷径的...在走捷径时，也许就会迷失真实，甚至连满腔的热忱也会逐渐丧失。我认为重要的是“寻求真实的意志”！只要有了这种向真实前进的意志，即使这次失败了，我也终于会达到目标的，因为我仍在继续前进...这是不会错的
这就是我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