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anuary 2008 | 回到主页面 | March 2008 »
February 23, 2008
不是懒，是很懒
被一些同学说懒，因为距离上次更新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真实情况是：这blog的后台坏了。。。
更真实的情况是，兄弟我不是懒，是很懒。工作一端，apple4us一端，加上些鸡零狗碎的事情，让我想不懒都不成。春节时又看了遍《两生花》，很有感触：唱歌的Veronica不是唱而亡吗？真是有感同身受的悲怆：似乎我就是个为折腾而生的东西，虽然也不是很有劲。。。
贴个东西吧，是元旦前后，跟《生活》杂志的大编辑大头聊天的记录。号称是谈梦想的（看不下去，觉得这话题装腔作势的，您就省了吧）。发在了2月的《生活》上：具体最后有何修整，我还没来得及对比。发的匆忙，也没校对，凑合看吧。
人生DIY
我生在1981年，去年以前我还认为自己是七零后，我认为八零后是比我小3岁以上的人，他们精神状态跟我不一样，最重要的是他们彻底没有经历过穷困阶段，尤其在城市里。我比他们应该明白一点。但是现在有点变了，我还是应该往八零后靠一靠。70年代发现自己是过渡的一代，蛮苦的，一步一步爬上来。八零后性格比较放得开，更不管不顾一些。
关于匮乏的记忆，并不是饥饿，是未知世界吧。我小学三年级开始学计算机，当时计算机叫Laser 310，现在完全没有人知道，五年级见识了PC机、286。有一个比我大两三岁的孩子，每天拿一盒软盘——当时还是三寸盘，很大的——四处换，比如到中关村这家公司给人家干一个事情，拷一个软件，再去另外一家公司，拿这个软件跟人家换另外一个软件。当时我觉得这事很好玩，可是现在绝对不会有这种匮乏感，任何东西立刻可以下载，可以买到。
那时候我跟一个哥们，从六年级到初三，主要干的事情就是他买很多软盘，我去找各种各样的软件，让他去换。我们俩还成立一个小组。当时有一本《电脑爱好者》，除了电脑知识，还有交友栏目。比如我叫张亮，我住在哪儿，我有三百个操作软件方面的软件，四百个游戏，谁愿意换就跟我联系。我们在报纸上也登这种广告，好多人写信来。当时一百张盘的盒子，所有的东西都装满了。这不是来自饥饿，我对吃的要求不高，对其他的也没兴趣，小时候看《变形金刚》，从来没有买过变形金刚玩具，我们家也没有给我买过游戏机，我就是对软件感兴趣。但是初三那一年还是要读书，这些先放下了，等那年过去，高一开学，光盘起来了，我以前花了上千块钱买的所有软盘、所有体力、精力全白费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后来就对这个兴趣不大了。现在想想，如果我一直做这个，现在不知道什么样了。
为什么我会喜欢电脑，这都是很凑巧的。我不是特别喜欢电视，电视是重复，所有人都被迫接受。从小我们班女生讨论《白娘子传奇》的时候，我都是跟她们错位的。电脑对我来说是开放的，因为那时候学电脑不是上网，是编程序，我就是一行一行写代码。比如我在六年级的时候，我跟计算机老师说，我想让你教我用basic绘图，那是特别复杂的，我们现在拿photoshop画一个圆圈是一步的事，拿basic绘图要自己编函数。老师觉得这个挺难的，但是他愿意教你。总的来说，我性格里有点自我摸索的东西，我喜欢去发掘那些更大的世界。
在我的成长环境中，总觉得会接受到一些信号，而这时候如果其他人跟你有共鸣，就会不断强化这个信号。比如上初一的时候有人跟我讲，崔健的《解决》怎么怎么样，我就没接受到。有人跟我讲麦当娜，我也没有听说过。对我来说，迈克尔·乔丹复出是一个重大信号。当时任何一个男生在那个年龄都要锻炼的，大家都看比赛，那就是特别恐怖的一个事情。乔丹复出后第一场比赛，他没得多少分，挺惨的。但是到第二年，公牛队赢了72场比赛，你想，一个赛季82场比赛，赢了72场，这就激发了青春期男生的荷尔蒙。那时候开始跟身边人讨论乔丹的事情，慢慢人心里好胜的意识就爆发出来了。
我从看乔丹比赛的时候，就觉得赢是很重要的。中国人老讲过程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受了很多美国文化的影响，可口可乐、乔丹，都是非常美国化的。我觉得赢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怎么讲呢？你知道太多球员有很好看的技能，有太多球员能够影响比赛，但是像乔丹，只要他在，这个赛季的82场比赛以及后面的季后赛，场上就有一个能信赖的人，这是一个多大的能量！我们那一代很多年轻人被这件事给晃了，特别晃眼。
我记得乔丹第二次三连冠是1996年、1997年、1998年。1998年是我高二那年。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一天中午最后一节课下课，所有男生冲到电视前把电视打开，当时是乔丹抱着公牛队主教练的镜头，打出字幕，公牛队以一分赢了爵士队，我们所有人就在班里喊。当时楼道里每个教室都在喊，整个教学楼所有男生都被一种可怕的力量给传染了。男性本身就希望强势，希望比别人强大，乔丹在我们那个年代把一个男人的梦想特别具体化了。这事太重要了。
这个在我内心里反刍十年，影响太大了。
乔丹是一个在我们那个阶段比较容易被接受的信号。我另外接受到的一个信号是武侠小说。金庸小说我最喜欢还是《神雕侠侣》、《笑傲江湖》，有性情上的共鸣。我特别喜欢杨过，首先杨过是人格很浪漫的人，浪漫跟梦想都是奢侈的事情。什么叫梦想？梦想就是大家认为这事不值得坚持，或者不值得坚持，而你坚持了。这是一种奢侈的东西。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他特别不服输，老较着劲，别人都看不起他，被打到谷底，然后再爬起来。我觉得这个信号跟我很有共鸣：你不要让别人看不起你。
乔丹退役之后，我就不看NBA了。但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又有一个全新的信号出现了，就是互联网。
中国互联网起来是1998年，真的热闹起来是1999年。我开始上互联网就是1999年。那时候在上大学。每天看报纸、看书，都是这方面信息，我觉得这个东西太让我兴奋了。互联网有竞争，也有创意、有超乎人们想象的东西。就像看NBA比赛一样，到我的沸点了。
那时候我作为学生记者还去采访周国平，觉得真难写，正头疼呢。一个老师推荐我去《北京青年周刊》，那边的编辑问你对什么感兴趣？我说互联网，他说行，那你就做互联网吧。一下人生轨迹就变了。周国平再也不写了，第一太难写，第二我永远到不了那个沸点。我写的第一篇互联网文章是大学生创业，六七点钟起来坐很长时间的车，到清华跟几个大学生聊，连聊两天，上午一拨下午一拨，聊了四拨大学生，他们也不知所云，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但是他们觉得你还挺懂的样子，多可笑。当时不懂创业，也不懂互联网，但跟谁都聊，聊得很兴奋，然后就成为互联网记者。
后来我有机会到了《环球企业家》，那时候命运真的变了，沸点不重要了，开会的时候发现别人讲的东西我都听不懂。因为那拨同事都是做传统产业的，他们讲啤酒、讲房地产、讲家电，那时候最重要的企业就是长虹、TCL，三九、远大，我一点不懂。那时候杨过在我心里的形象就起来了。不能服输。没有任何人有理由帮助你，我只有想办法跟上大队伍，比如老请有经验的同事吃饭，讨教，老去报刊室寄杂志，复印回宿舍看。如果当时没有杨过这性格在这儿，我觉得我不能留在《环球企业家》。
《环球企业家》是一个挺独特的东西，我做到今年稍微有一点点理解：商业就是提供独特的价值。到今天，中国的商业媒体还是没被开垦的领域，大家老谈新媒体是不是要取代传统媒体，或者商业杂志是不是市场很小，这都是自乱阵脚。先回答一个问题，中国最牛的商业媒体就是《财经》，《财经》这本杂志如果在美国能不能活下去？肯定活不下去。你要想明白，我们在中国能不能做一本杂志在美国是能够活下去的？这个杂志一定是出现在中国人均GDP从五千美元拉到美国的平均值——五万美元的时候。比如50年之后，中国人均GDP达到五万美元，难道中国不应该有一份《华尔街日报》，不应该有一本《财富》那样的杂志吗？绝对是需要的。
我现在的梦想也很简单：在中国做一本可以跟美国同行竞争的杂志。我看美国的杂志，还是经常觉得我们自己做的杂志像村儿里出来的，所以我总在想，我们能不能做一本让美国同行觉得不土的杂志？在中国也有人问，我们已经是成熟杂志了，还需要变吗？我说咱做到这个程度算个屁成熟杂志？我觉得可做的事特别特别多，而且这东西在商业上是合理的，它有价值在里边。比如，大家都说《财经》给大家提供可靠的信息。但在可靠信息之外，时间上能不能更快？文章的角度能不能更丰富？故事能不能更好看？照片能不能更精彩？版式能不能更有细节？所有这些东西它提供的都不够，都不能跟《商业周刊》、《财富》甚至《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这样的日报比，我觉得我们就是提供这些东西，一步一步去做。
我做商业性这块，先不说个人能获得什么价值，对社会来说是降低了学习成本。我看了一下中国的商业史，十年之前最著名的商人，还是对商业一点不懂。这十年来有柳传志、张瑞敏、马化腾这些人，他们属于吸天地之精华，像马云、史玉柱能活到今天，用很多人的话说就是被魔鬼之手碰过，太独特了。但是美国的商业不是这样，巴菲特说我在十岁的时候，就把我那个城市图书馆里所有关于投资的书都看过了。他们从小就有财富方面的教育，确实对生意非常非常了解，包括比尔•盖茨能够退学经商，因为他从小就有商业教育。中国人没有商业教育。我对商业蛮有兴趣，但是对我来说商业启蒙还是在高三，到十年之后的今天，我才真正懂了一点生意，太难了。
有同事说，如果他从小学时候开始看《华尔街日报》，到今天不知道该有多大的成就了。就像文学方面从小跟人谈论四书五经，谈论莎士比亚一样，有人就是十岁的时候就开始了解金融。中国是不一样的。
比如我，如果我在小学、初中的时候就能够看到铺天盖地互联网的信息，人生绝对是变了。我相信在我这个年纪，26岁，我应该是一个创业者。但我那个时候是完全没有商业教育。我其实就是希望让我的下一代，能够更清晰知道他的未来要做什么。我们这些人还是走了太多弯路，前18年里还是要靠自己摸索，要靠跟家庭的、学校环境的斗争，才能找到自我。多数人就不找自我，就是家里让我干嘛就干嘛，我做了不太好，也不太坏。这是最可悲的。我是希望说，中国未来人民币能跟美国抗衡，我希望中国的精神在某一方面也是能够接近美国人这些精神的。喜欢赢，赢没什么，你说世界上有什么事比赢还不可取的呢，赢是最能够表达成就感的。
我给你讲讲我2007年的事吧。
2007年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跨越，2007年以前我是一名记者，我喜欢当记者，你跟不同的人交流，去理解他们，分析他们，然后写出一篇让人佩服的文章。所以我在2007年还是这么过的。但是我后来发现，时势比人强，我的位置需要我干的不是这个了。2007年，《环球企业家》从月刊转到半月刊，整个节奏加快了一倍。它需要不是你去采访、写稿，它需要是你发明选题的能力，需要你找到更多人才，你改的稿子要翻一倍，但是数量增多了，你怎么在能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把这个稿子改完。所有这些困难我是没有准备的，特别的茫然。
2007年8月，我得有点受不了了，感觉很崩溃，突然想起1996年看过公牛队一场比赛，当时公牛队打NBA最弱的一个球队，打到最后一节还剩6分钟，公牛队落后12分，队员斗志都很低。乔丹在替补席上。暂停的时候乔丹说，我绝对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不管别人，自己连得12分，最后赢了。我就在那个时候突然想起来，道理是一样的，我不能到年底的时候再跟自己说，这一年很被动，就从这一刻开始，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人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在消耗差不多的时候，坚持不住了，跟自己说我到极限了，然后就安于现状了。大部分中国人就这样，可是我不能妥协，我得冲上去。怎么冲呢？就是做那些平时不会做的事情，比如给别的媒体写稿子。你说我自己的稿子都没空写了，为什么要给别人写稿。最主要的原因是跟自己说，我一定要通过这个稿子，告诉自己写作是很快乐的。
那时候每天都在单位开会到8、9点钟，回去我就熬夜写。睡几个小时起来再写，我一上班回来又是8、9点钟，熬夜再写，起来再写，就这么写完了一篇稿子。我不觉得特别好，但是对于我来说那是一次写作。这事就是冷不丁跟自己较一下劲。另外的较劲就是，iPhone出了之后，我当时也蛮兴奋的。但是我觉得离我比较远。后来有一天我跟同事说，我们买个iphone，自己想办法破解了，就是我要DIY。为什么要DIY呢？我觉得人生就是DIY。
你看书也是别人推荐，听音乐也是别人推荐，看电影也是别人推荐。工作那么多，每天都在解决这些问题，你就变成一个普通人了。我这个人就喜欢DIY，比如我给苹果电脑换个硬盘，别人认为这事挺难的，我就瞎折腾，换个硬盘装个新的操作系统，和同事在咖啡馆破解iphone。
我不想被动。其实你说梦想是什么？梦想就是不被动。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压抑就是工作压抑。你虽然有自我，但是工作压力到一定程度，你也会忘了自己真正想干什么。比如我们老找不着合适的美编。后来我说这事也没多难，给我三天时间，我拿着一个外刊，就坐美编那儿一块死嗑，天天分析外刊，跟美编不停的做这方面的调整，我就不信找不到某些版式上的特点，这事就是DIY。
2007年没什么大收获，实际上活得挺郁闷的。但是到年底突然明白了。所以我到今天觉得心情特别好，到2008年我就特勇敢。
2008年的目标说起来就是所谓木桶里面短板补长。比如说我擅长深入一个领域，比如互联网，我能够比别人更精，比别人想得更远。但是2008年我可以变得更博一点，就是把信息量扩大，眼界更放开。大概有4、5个这样的目标。到2008年能把这些理想实现，我觉得我就不怕了。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文艺复兴人》。什么是文艺复兴人？在我心目中，就是啥不会，你学呗。咱承认不会，但是我有兴趣去学，学完之后我去做一个理想中的东西。我相信中国还有一批人跟我有点儿像的，有那个状态，但是在社会里还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来。我希望把这一批人的声音发出来，让大家知道在中国去做，去追求完美，有勇气，有活力是挺重要的。重要不是说挣钱。我希望鼓励这种价值观，别怕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