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的书店里看到Marvel Universe，乌压压的英雄和怪物，居然有厚厚的几本字典。可惜我不是和他们一起长大的，看之无味。

地震时，要是有超级英雄就好了。

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的一晚，已近九点，北京大学的学生陆续结束了自习，从教室中散去。但66岁的美国人巴里·迪勒留了下来。他刚在这里做过一场演讲，坦率说，是相当沉闷的一场：语调平淡，节奏感糟糕，谈论的内容缺乏事例，就显得枯燥。讲台下，他的一支脚无精打采的攀附着另一支脚，仿佛它们也漫不经心。极为罕见的，演讲结束，甚至没有太多学生迎上去提问或索要签名。

在接下来与《环球企业家》的采访和拍照时间里，迪勒似乎还沉浸在刚才那种与这个世界颇有隔膜的气氛中。

“迪勒先生，请抬头看天花板”，摄影师要求说。

“不，我不会的。”

“迪勒先生，请站直一点，您的肩膀有点塌。”

“不，我不会的。”

“迪勒先生，请做个强硬表情。”

“不，那不是我，我就是这个样子”，他平静甚至称得上优雅地拒绝着。

站在镜头前，迪勒的姿态相当放松，头侧向左肩，面无表情。虽然无需怀疑，这个人的眼神和姿态中自然流淌着权势感，但让摄影师不知所措的是：他为什么要拒绝一些可能有助于拍摄效果的要求呢？

或许可以算作答案的是，这是一个将人生建诸于“一系列拒绝”的人。在多数人兴奋的升入大学时，迪勒拒绝了这种人生。19岁时，他从名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退学，进入了威廉•莫瑞斯经纪公司的收发室，负责一些抄写合同、拷贝照片的工作；当多数挤入经纪公司的年轻人希望借此平台成为一名明星经纪人，迪勒同样拒绝了这种“共同的梦想”，他希望更深入地介入到媒体娱乐业，而不只是成为其中的一个环节；他的目的达到了：27岁时他就成为了美国广播公司（ABC）的电影业务负责人，32岁便前往派拉蒙影业任CEO，42岁帮助默多克打造全美第四大电视网……几乎很难有第二个人可以在好莱坞以更快的速度积累声望和地位，这让他成为了1960年代以来好莱坞最富权势的人物之一。但50岁时，迪勒放弃了这一切。用了十个月周游美国后，他从一家电视购物公司重新开始，逐步打造了一个由70余家网络公司构成的电子商务帝国IAC。

但如此传奇的履历，似乎仍无法解释他那种近乎本能的拒绝究竟来自何处。一个或许更为合理的解答：好莱坞这个环境，让置身其中近50年的迪勒生成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在演讲中，迪勒谈到了自己的管理方法，“制造冲突”：让你手下的人意见不同，才能产生新鲜想法。可当《环球企业家》询问：“你给自己的公司制造过怎样的冲突？”他大笑着回答：“我有一千个这种故事，但我不能告诉你一个。”

如果有机会翻开这一千个故事——这正是本文接下来将呈现的——人们将看到另一个好莱坞：一台造梦机器的齿轮和轴承，并不会如电影里那样美好。

毫无疑问，好莱坞从不是一个容易的生意。虽然因演技著称的凯瑟琳•赫本曾说：“演戏压根不需要什么才能，靠它谋生也不算体面。毕竟，人家秀兰•邓波四岁就开始干这个了。”但这毕竟只是成功者聊以自嘲的玩笑。很少有哪里比好莱坞更骄傲，它甚至认为，自己比美国的另两个代表——硅谷和华尔街——更高出一等。那些在好莱坞的成功者，必须同时拥有过人的创造力，和高超的平衡成本与创意的手段。而且，所有“大亨”们都必须日复一日地在激烈竞争中捍卫自己的荣耀。仅此两点，就让只靠一款好产品就能迅速崛起的硅谷公司们，或以高压竞争著称但通常缺乏有效创新的华尔街都显得逊色了。当史蒂夫·乔布斯在1991年以Pixar公司拥有者身份前往迪士尼谈判时，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刻薄对待，迪士尼负责动画业务的杰弗里·卡曾伯格明确表示，Pixar无法从与迪斯尼的影片合作中分成：“这是无需讨论的，如果你不赞成，现在我们就可以握手说再见。”

一个迪勒这样的“好莱坞之子”，会得到格外不同的待遇吗？只会更为苛刻。虽然他拥有足够的天赋将创意变为巨大的财富，但他也经受着一连串的欺骗和背叛，以及无谓的伤害。1990年代中期，当他早年的手下、日后成为迪士尼CEO的迈克尔•艾斯纳误以为自己患上绝症，他曾给董事会写下遗嘱，举荐迪勒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但在“病危之时”，他仍不忘在心中揭开一个业界的秘密：迪勒是个同性恋。而迪勒一生中几个关键的决策——比如收购派拉蒙、CBS——也都是因为身后的伙伴背叛而未能如愿。甚至，2007年底至2008年3月间，已近退休之年的迪勒必须在法庭上与自己的合作伙伴、投资者约翰•马龙对峙，以避免自己丧失对IAC的控制权。

这不免让人想起，1975年春天，迪勒所在的派拉蒙投资拍摄的电影《最后的大亨》。这部以好莱坞1920、30年代的权势人物欧文·泰尔伯格为主角原型的电影，倒是更像巴里•迪勒的个人传记：一个少年得志、不知疲倦的影业天才。

多年之后，当人们回忆起这部当时票房惨淡的电影，最让人感慨的却是它的宣传语：“他可以实现所有人的梦想，除了他自己的”。

第一幕：大亨

泰尔伯格在世时，曾接受了《伟大的盖茨比》的作者菲兹杰拉德的采访，后者以此完成了《最后的大亨》的初稿。其中，泰尔伯格谈到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假设我们要穿越群山，眼前似乎有六、七条路可以选择，而你又是领头的，你说：‘嗯，我看我们应该走那条路。’即便有人对你的选择是否明智表示怀疑，你也得假装你所作出的这番选择，必然是有其具体原因的，尽管你对所有其他选择也有原因。”

这番话同样适用于迪勒。他似乎永远知道自己的目标，而且从不担心与众不同。
1961年，当他进入威廉•莫瑞斯，他的未来生涯似乎已经确定了：成为一名经纪人。但迪勒有着更为明确的规划。绝大多数进入经纪公司邮发室的年轻人，都希望尽可能走出房间，去帮经纪人们跑腿，以见识好莱坞的真实面貌。可迪勒恰相反，他希望将最少的时间用于递送物品，将最多时间用于阅读。于是，他申请了公认最糟糕的工作：照片拷贝。并每天待在大厦里最差的房间，放有大型机器的地下室里。他读自己所能拿到的任何东西，像海绵一样吸收关于娱乐业的任何信息：每次交易、每份合同、每件重大举措。通过研究猫王、梦露和弗兰克•辛纳屈这些娱乐业历史上最丰富的人格和最曲折的人生，他用3年时间完成了自己的“大学教育”。

5年后，24岁的迪勒因为善于辩论而被美国广播公司（ABC）电视部主管发掘，加盟了这家当时在业界以平庸著称的公司。他最初的工作是用尽可能低的价格买来电影版权。这让未满25岁但已经谢顶的他，必须与好莱坞大佬们谈判，在无止境的责骂、恐吓中，迪勒必须保持优雅，但不失技巧的达到目的。

也是在ABC，迪勒和迈克尔·艾斯纳结识。让艾斯纳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在某个周三谈到了伊迪丝·华顿的短篇小说《伊坦·弗洛美》，迪勒表现出了一片空洞的眼神。在那个周五，艾斯纳就在电梯里遇到了抱着12本伊迪丝·华顿的作品的迪勒。

这个不知疲倦的年轻人，很快就改变了美国的电视业。为降低电影采购成本，他干脆开创了“电视电影”这一产品，由ABC投资于一些年轻导演，拍摄专门为电视台制作的90分钟作品。日后成为好莱坞最成功导演的斯皮尔伯格，就是靠为ABC拍摄一部名为《决斗》的电视电影入行。而他敏感地从英国同行那里借鉴了“系列短剧”模式，将一些无法在一部电影里展现充分的文学作品以3、5集电视剧的形式拍摄出来，其中包括一度轰动美国的《根》。

32岁时，已经在业内颇富名望的迪勒被挖到了派拉蒙影业公司任总经理。这是1974年，距离派拉蒙推出影史经典《教父》不过两年，但公司已经陷入了财务危机。即使处于捉襟见肘的尴尬时刻，迪勒仍像以往一样：用铁腕掌控局面，让事情像自己设计的那样发展。

当时派拉蒙所欠缺的正是控制力。决策者等待着剧本被送上门来，每部电影的明星由经纪人们决定，甚至影片上映时，也采用慢热、分区域的方法……迪勒要求改变着一切。由此，派拉蒙迅速拍出了一批叫座电影：《周末夜狂热》、《油脂》、《夺宝奇兵》系列和《星际迷航》系列。

但比起拍出一系列好电影，迪勒更大的挑战是与派拉蒙的管理者马丁·戴维斯相处。

和迪勒一样，戴维斯并非学院派，他早年的生计来源是给人递送货物，或偷些报纸然后卖掉。但与优雅的迪勒相比，戴维斯简直就是个痞子。他以贬低自己的助手们著名，有时他会把所有人叫到自己的桌子前，却像完全忽略他们一般让他们站着，或者指责他们的鞋不干净。他被一个助手评价为“一个长着一颗很小而残忍心脏的人”。

而且，让迪勒和他的团队无法服膺于戴维斯的，是他缺乏好莱坞式的智慧。在他的一次演讲中，坐在讲台下的迈克尔•艾斯纳不由得喃喃自语：“天呐，这人可真是个蠢驴。”而作为一个直接向戴维斯汇报的人，迪勒的感慨是：“我还没见过任何公司的领导者不按照一些特定模式——比如启发人们、驱动他们——与人相处。我也不觉得他是个坏人或虐待狂，但他就是不能与他人舒适相处。”

这两个人的关系不可避免的恶化着，以至于1984年的一天，因为戴维斯要求迪勒开除掉其副手迈克尔·艾斯纳，两个人争吵了近8个小时。最终，迪勒选择了离开。

迪勒的下一站是20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称得上运气不错，在他加盟后不久，澳大利亚人鲁珀特•默多克买下了这家公司。这是两个同样富有雄心，也同样具备不俗实力的媒体大亨组合。默多克干脆做了一件连美国人都难以奢望的冒险：在三大电视网ABC、NBC和CBS的垄断下，创建福克斯广播公司。

这两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人很快推出了一些惊喜之作，比如靠精彩的故事和尖锐、讽刺对白而流行至今的动画片《辛普森一家》。而在电影领域，福克斯的《飞跃未来》捧红了汤姆·汉克斯、《虎胆龙威》成就了布鲁斯·威利斯。所有这些成就都让原本在美国媒体娱乐业颇为边缘的默多克跻身主流。

第二幕：寻找

1991年中，迪勒和默多克谈起了自己的下一步。迪勒说，他希望成为主人，而不止是一个荷包饱满的雇员。默多克回复说：“这家公司只能有一个主人”。

这个回答让50岁的迪勒下定决心，开始属于自己的创业之旅。1992年情人节，他带着1.4亿美元的高昂回报离开了福克斯，脑子里想着，有没有可能从杰克•韦尔奇手中买下全美广播公司（NBC）？此外还有什么有趣的选择呢？

与创业决心、一大笔财富同时带走的，是他新买的一部苹果公司出品的Powerbook。

对于一个根本无须自己处理文件的人，这似乎是个多余的物品。但迪勒从这台笔记本身上看到了一种颠覆性力量：比如，这台笔记本让他很大程度上从秘书、会议和数不清的记事簿里解脱了出来。这种因技术而带来的自由感，会不会变成一种趋势呢？

这个想法出现时，互联网革命还需两年才被引爆。刚刚学会使用电脑的迪勒可谓一个颇为孤独的摸索者。他并不知道未来的电视信号究竟是通过卫星还是光纤进入普通人家，他并不知道电脑和电视将会如何融合，他也不知道那些以往行业价值链上的参与者们将经历一场怎样的震动……但他清楚，模拟信号的时代将会过去，传统的广播式的电视业将被卷入一场风暴。

这种对未来思考导致的兴奋感和恐惧感，让收购NBC的想法变得次要。随后，用了10个月时间，迪勒开始考察电视制作、电视网、有线电视、电话公司、电脑公司、消费电子公司和出版公司7个领域的未来。为此，他游历了美国不少城市，拜访很多科技类公司和研究机构，比如微软、苹果、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研究室——而在这一期间他接到的33份合作邀请，也都被他写入了Powerbook上的文档。

当年7月，他在微软和比尔·盖茨共进了午餐。在这里，他看到了盖茨所谓的“指尖的信息”：借助微软设计的电视机顶盒，只要鼠标点击，就可以选择电影或体育赛事或新闻直播……而且，微软的视野并不局限于电视，它希望将软件应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每件事都冲击着我的大脑，我懂得太少了，而且我看到的每件事都让我用从来没想到过的角度思考。”迪勒回忆当时的感受。

而另一个拜访，是前往NeXT电脑公司，参观二次创业中的史蒂夫·乔布斯最新设计的电脑。

在看过NeXT的电脑和软件之后，迪勒赞叹这是他见过的“最神奇的电脑”，但也对乔布斯直言不讳表示：“这款产品太难用了，你不该把它做的那么难”。

“就像学开车一样，你需要学习两个月”，乔布斯回答说。

“不，学开车需要的时间很少，但电脑不是这么容易。它太难了，为什么让它这么难用？”迪勒很坚持。

或许一个最不被看重，却影响最大的访问，是去往电视销售公司QVC。

1992年2月的最后一天，迪勒的女友，直到多年后才后来成为他太太的“纽约时装皇后”黛安•冯芙丝汀宝（Diane von Furstenberg）和高档百货商店Bloomingdale的前董事长一道参观了QVC，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肥皂剧明星对着摄像机推销护法用品，在她身边，是一批接线员等待着消费者的下单电话。一个小时后，黛安•冯芙丝汀宝不无兴奋的打电话给迪勒：他们在一小时内卖出了价值45万美元的产品！这让迪勒有必要来这里看一看。

QVC的拥有者对迪勒而言并不陌生。它由两家有线电视公司共同拥有，一家事当时美国第四大有线电视公司Comcast，另一家为一度握有接入美国20%家庭的TCI公司。而Comcast的拥有者，罗伯茨父子，和TCI的拥有者、丹佛的有线电视大亨约翰•马龙，都是美国媒体业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都已对迪勒发出了合作邀请。

约翰•马龙和迪勒相识于1980年代初，迪勒还在负责派拉蒙时期，他至少在两个方面给迪勒留下勒深刻的印象：他是媒体娱乐业为数不多的高学历者，在约翰·霍普金斯运营研究学获得博士学位；这一训练似乎让他长于复杂投资。

马龙本人称得上极为“保守”。他每天九点到办公室，11点半驱车回家与太太共进午餐，下午2点回到办公室，工作3小时后就回家。每年有5个月的时间，他会和太太带上他们养的一群狗，去到缅因州的一栋别墅度假。

这种安静生活背后，是个极为神秘的自我。“马龙认识行业里的每个人，但不是任何人的私人朋友。所有的关系全是生意”，前HBO的CEO迈克尔·法克斯说。马龙本人也承认这种说法：“当CEO是孤独的。”

但仅就对未来的判断，马龙并不孤独。和迪勒一样，他和Comcast的CEO布莱恩·罗伯茨也已走访了很多高科技公司。除了微软、苹果等美国科技公司，1991年底，他们一起考察了索尼、松下、东芝、先锋等公司。而在1992年十月，他们又借道欧洲寻求与飞利浦、汤姆逊等公司的合作可能。

这三个人的沟通很容易进入了同一层次。马龙告诉迪勒，QVC不止是家电视销售公司，它将成为未来的沃尔玛。而罗伯茨的说法是，Comcast这样的公司，将不会固守于200亿年收入的有线电视市场，而必将进军另一个百亿美元市场：录像租赁。这两个想法与迪勒的不谋而合。马龙问：你为什么不来经营QVC呢？

毫无疑问，相比以往的好莱坞生涯，一家电视购物公司实在显得“不够光鲜”。但迪勒的确心动了，他觉得自己已经窥见到了未来：如果人们可以通过电视买衣服，未来人们是否可以通过电视买更多东西？如果QVC能将销售的中间环节减少，将来的电视节目也会遇到类似的命运，人们将不再需要他人帮自己安排什么时段看什么节目，人们将自由选择，而NBC这样的电视网将会被淘汰。

在YouTube诞生近15年前，迪勒的构想可谓宏大而过于富有远见，这最终说服了他自己，以电视购物为新的创业起点。

第三幕：围城

在迪勒加盟QVC的最初两周，公司的股价从30美元涨到40美元，这让他迅速获得了价值7000万美元的纸上资产。

但他也很容易感觉到自己失去了什么。当他出现在自己常去的纽约四季酒店，很多熟人表现得不知所措，他们甚至没记住迪勒去的新公司的名字。而他的一个朋友更是干脆对媒体表示：“巴里走出镁光灯了。”

但一个好莱坞之子是不可能远离这一切的。1993年7月底，巴里•迪勒在告别派拉蒙9年后第一次造访了这里。他流露出的“乡愁”让接待他的老雇主马丁·戴维斯颇感紧张。“一切都没变”，迪勒说，但这一无心之语的后面，意味深长：业界一直传闻说，他在筹备敌意收购派拉蒙，如果这是真的，这些旧时光景将成为他未来的战利品。

“听着，巴里，我听到了那些说法了，我必须告诉你，我们不卖。我们没有任何兴趣与你合作”，戴维斯非常警觉的提醒对方。而迪勒的回答也足够强势：“我说了，‘如果我有什么要告诉你，我会直接打电话告诉你，否则，我建议你什么也别信。’这话我已经说过19遍了。”

事实上，在迪勒离开福克斯电视台前，他就想到过收购派拉蒙，可当时时机并不成熟：派拉蒙无意出售，迪勒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直到1992年秋天，随着QVC的业务保持着良好增长，迪勒终于开始和布莱恩·罗伯茨、约翰·马龙以及公司的财务顾问讨论这一机会了。

1993年6月，他获得了发起一场敌意收购的批准。

但显然出乎迪勒预料的是，会后，马龙旋即让自己的法律顾问以朋友聊天的方式通知戴维斯的副手：QVC董事会刚刚批准迪勒行动，派拉蒙必须做点什么了。此后，迪勒收购行动的每一步，马龙都直接知会给马丁·戴维斯。

为什么马龙愿意将自己子公司的收购计划，告诉被收购公司的管理者？

因为马龙自己也想获得派拉蒙。在迪勒和董事会商讨收购事宜时，1993年春天，马龙亲自跑到了派拉蒙总部，表示自己的TCI愿意投资于对方。那段时间里，马龙甚至开玩笑说，自己在派拉蒙的时间比在自己办公室的时间还多。以至于当马龙走在派拉蒙大楼的走廊中时，戴维斯经常会对秘书感慨：“今天又没了”。

迪勒并非对马龙对派拉蒙的兴趣全无所知，但他认为自己太熟悉马龙和戴维斯了。以至于当有一晚两人共进晚餐后，马龙对迪勒提到了自己想收购派拉蒙，迪勒玩笑说：“约翰，这永远不会发生的。你可以和戴维斯花上2000小时，他对你的方式和对其他人的方式将会一样：和你不停的谈，但从不做任何事情。”——迪勒似乎认定了，只有自己这个和戴维斯打过多年交道的人，才有资格摘取这顶皇冠。

但他显然轻视了马龙的手段。当QVC董事会允许迪勒展开进攻，戴维斯更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严肃的警告马龙说：“别把迪勒当杆枪顶在我脑袋上。”

尽管如此，接下来的事情还是让他颇感惊讶。马龙非常温和的表示：“迪勒想这么做，Comcast想这么做，我并不支持迪勒。马丁，我是你的朋友，我保证我不会提供迪勒以财务支持。”他甚至自相矛盾的表示：“我不应该这么做，但我这么做是代表我自己的。”

这就是马龙的另一面。毫无疑问，他极为精明，但让美国媒体也的所有人对他恐惧的，是他过于精明了，用戴维斯的话说：“他没有立场，不信任和事，看不起任何人。他不会说任何人的好话，不管那是巴里·迪勒还是泰德·特纳。他甚至告诉我，我不能相信他的一个律师。”

正是在马龙和迪勒的软硬兼施下，派拉蒙的控制权松动了。但问题是，大多数的牌掌握在马龙手上：他对QVC董事会承认了自己的TCI也有意于收购派拉蒙，所以自己将在这一话题上暂时避嫌。但他也让自己的代理人，自由媒体的总裁彼得·巴顿（Peter Barton）对董事会表态：自由媒体不会参与敌意收购。这就意味着，欠缺了马龙的资金支持，迪勒已经几乎不可能完成此交易，这是他此前完全想不到的。

而他更加无法想象的是，马龙几乎和戴维斯达成了交易意向：TCI收购派拉蒙17%的股份，而派拉蒙控股TCI旗下的自由媒体以及QVC，这样，戴维斯将进入TCI，并成为迪勒的老板。

但多少也出乎马龙掌控范围的，是维亚康姆的雷石东的介入。雷石东与戴维斯相识逾20年，戴维斯认为，相比长于操控之术的马龙，雷石东似乎更容易合作，这让他逐渐将交易的天平倾斜了。

在迪勒几乎出局，而雷石东有望买下派拉蒙的时候，两个人曾通过一次电话。电话上，雷石东对迪勒玩笑说，自己曾对媒体表示过，迪勒是自己最好的朋友。迪勒回答说：“没错，我们是好朋友，而且无论我们未来会做什么……”

“你在说什么？”雷石东打断了迪勒。

迪勒非常平静的说：QVC仍在思考收购派拉蒙，而两人可能成为竞争对手。

雷石东的回答非常明了：“你不过是想让我花更多钱。”

最终，迪勒如约给戴维斯打了电话：QVC将竞购派拉蒙。而他的资金支持，令人意外的，还是来自于约翰•马龙——毫无疑问，为了挽救收购派拉蒙的交易，马龙重新选择了自己的角色。

但与此同时，他也在寻求着其他的交易可能。1993年10月，TCI突然宣布和贝尔大西洋公司进行一场330亿美元的大交易，而这也就意味着，QVC收购派拉蒙的资金就此消失了。

迪勒被彻底摧毁了。

第四幕：控制

对外界，马龙将他和迪勒两人之间的关系比喻为“婚姻”。显然，这是一桩离奇的姻缘，因为彼此需求而若即若离。

1994年，迪勒再度试图发起一轮攻势，以QVC收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但QVC的最大股东，Comcast的布莱恩•罗伯茨决定阻止这一交易：在迪勒几乎与CBS谈妥收购时，罗伯茨对外宣布收购全部QVC的股份。这让迪勒丧失了留在QVC的理由。

正如HBO的迈克尔·法克斯所评论的：没有友情，只有生意。即使有过两次如此不快的合作经历，马龙仍然与迪勒保持着联系：他相信未来会有合作的机会。作为一个航海迷，他建议迪勒在赋闲期间买艘游艇出海，而在航海期间，两个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络：迪勒会经常在电话中告诉马龙，自己每天在航行中看到了什么。

1995年中，马龙买下了一家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媒体公司银王（Silver King）：它由一系列资产打包组成，其中包括12家缺乏名气电视台，如电视销售公司HSN，27家高频广播电台。但因为美国政策的限制，作为一家有线电视网运营商，TCI不能在同一地区同时经营电视台，因此，TCI必须将银王的控制权让予他人。

马龙或许并不在意银王这些资产，但他清楚，它们或许能再度激起迪勒的热情。于是，他询问了迪勒是否有意接管。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有一个前提：“我不会再签署一份雇佣合同了”。为此，马龙同意将自由媒体在银王的23%的投票权交由迪勒代理，同时，迪勒以500万美元买下了的20%的银王股份。

银王的发展方向并不太明确。某种程度上，应该说迪勒在1990年代初的设想过于美好，以至于太难以实现了——即使16年后的今天，成熟的互动电视仍没有被广泛应用。而在错过了派拉蒙和CBS之后，迪勒很难完成一步到位的收购，一度，他曾试图以41亿美元收购Seagram公司的有限频道和电视制作资产，但此举还是被马龙否决了。

不过，QVC和HSN的成功经验让迪勒对电子商务颇有兴趣，2001年，网络泡沫破碎之际，他从微软手中购买了旅行网站Expedia 64%的股份，从此进入了电子商务领域。依靠传统的媒体缔造手段，到2003年底，他已用一系列收购，将原本不名一文的银王打造为了由数十家电子商务网站组成的市值200亿美元以上，与eBay、亚马逊并称的网络巨头，而银王也被更名为IAC。

看上去，没有什么能阻止迪勒成就自己的王朝了。但对于这个年过60、没有太多技术背景的老者，他很难想象科技业发生着怎样的变革：谷歌为首的搜索引擎的高速崛起，让传统的以信息中介为功能的电子商务的根基被动摇了，这让IAC的很多资产变得难以被盘活，随此，其股价也变得低迷。

这显然让IAC的大股东约翰•马龙颇为不满。2007年10月，素少抛投露面的马龙特意安排自由媒体集团的飞机将《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接到自己的办公室，并在访谈中表示：“曾有一个时期，公司因巴里·迪勒而获得20%的溢价，现在你几乎可以说，有个巴里·迪勒折价。”

股价的低迷表现，强化了两人之间的很多矛盾，比如，马龙擅长运用债务杠杆提振利润，但迪勒不是一个讲究财技的人。2005年时，IAC手握20亿美元现金，马龙不由得质疑迪勒为什么不通过回购股票的方式让不停缩水的股价表现有所改善——即使迪勒听从了他的建议，他仍对IAC的回购方式颇有不满。而当IAC进行收购时，马龙希望它多使用现金交易，而非股权，这样在未来如果IAC出售剥离这些资产时，能够省却了很多税务，但迪勒反对这种作法：卖家希望获得股权而非单纯现金。“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提高收购价格（来完成现金交易）”，马龙事后表态。所有这些事情归结为一点：迪勒没有善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

另一方面，自由媒体集团也在一场变化之中。约翰·马龙已经67岁了，他希望在自己淡出公司前完成从被动媒体投资，变为主动投资者，尽可能多介入一些公司的具体运营。

雪上加霜的是，马龙聘请了新的CEO，格雷格·马菲（Greg Maffei），后者和迪勒一向不睦：当年迪勒从微软收购Expedia时，马菲正是微软此一业务的负责人，两人的谈判进展的并不愉快。马龙显然对此是知情的：“格雷格很明确的表示，他不像我那么喜欢迪勒”。

而在微软出任过CFO的马菲，显然比迪勒更懂得怎样去经营资产负债表，他公开对外表示：IAC糟糕的股价伤害了自由媒体的股价。而迪勒对此的回复是：他很尊敬马菲，但也并不怕他。

关于两个人的明争暗斗的关系，一个细节可以证明一切：2007年9月，迪勒和马菲在纽约曾共进午餐，出门时，马菲就迪勒的座驾——一辆摩托车——开了个玩笑。迪勒相当生硬的回答说：“这样便于自由媒体从我身上轧过去。”

2007年里，IAC和自由媒体就寻求过改善合作关系的方式：最被提及的一个选择是，通过资产置换形式，将HSN交予自由媒体，换得自由媒体对IAC的绝大部分股权。但自由媒体希望获得更多资产。2007年10月，马龙也曾建议迪勒将IAC私有化。

随后出现的方案是，IAC将自己一分为四，其中一些公司由自由媒体直接控制。但最终的剥离方案是，所有4家公司都放弃以往的双层股权架构（即股权和投票权分离），变成一层结构，这就意味着，以往自由媒体拥有的超级投票权被骤然废止了。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得到“代理投票授权”的迪勒究竟有没有权力改变IAC的股权治理结构？

当2007年12月他听说迪勒的分拆方案将改变公司的股权结构，他怒不可遏。两个人在电话中进行了一番争执，而迪勒在电话里指责对方说：你为什么对媒体诋毁我？

双方最终走上了法庭。

在法庭上，迪勒宣称单层的投票权结构对自由媒体是有好处的，这样对方获得了30%的公司直接控制权。而在原有结构下，因为代理权被授予迪勒，马龙在公司里实则是没有权力的。在法庭上，马龙指责迪勒“打破了两人合作以来的合作关系”，而迪勒指责马菲是个“不负责的管理者”，“过去一年半里，他经常诋毁我们的业务和管理层”。

2008年3月29日，德拉华法庭宣告了迪勒的胜利，这样，他的拆分方案将可以继续下去。而且，据说马龙和迪勒两人之间的紧张感已经再次淡化。随着3月底两人的官司水落石出，两个人重新开始了沟通，寻求接下来交易的可能性。

采访行进结束，记者和迪勒谈到了关于他的传记the Barry Diller Story，被中文译者神来之笔命名为《我就是好莱坞》，他笑笑说，自己迟早会写一本自传，而他还没想好书名。可以想象，当这个好莱坞之子，也是备受好莱坞伤害的人决定诚实表达，那他一定已经远离一切是非了。

头一天晚上，在香港第一土坡平顶山上看中环夜景，突然想起很多网络人士爱用“人/小时”的计量方法说自己的网站，那，中环是个多少“人/小时”的产物呢？

比起这些小感触更大刺激的，是和某位高人聊天时，对方从中西方文化起源谈起，谈到地震时种种现象的看法，谈到中学课本里学到的一些古文的精妙，谈到商业思考，谈到犹太人的文化传承……两个小时下来，再次证明了我的无知和不求甚解orz。别的话不说了，继续学习吧。

最后把这两天买的书列一列。

Inside Steve's Brain。4月份时，Wired杂志封面写了一片叫《邪恶天才》的关于苹果公司的报道，看之无甚新意，连带对其作者Leander Kahney的新书《深入乔布斯的大脑》也看空。这次在书店看到这小小一本书，还是拿起来翻了半天，虽然提到的多数事情已经熟的不能再熟，但一些细节还是值得看，比如乔布斯在OS X开发时如何扮演“一个人的焦点小组”，一个pixel一个pixel分析UI，为什么否定一些大家都认为很NB的创意，以及如何评价员工（“你首次向我证明了这家公司里存在智商超过3位数的生物”，他说的是1997年自己回到的苹果电脑）。

《iPhone的冲击与商机》。蒙那位打击了我两个小时的高人所增。如非如此，显然这本书很难进入我的雷达：一位叫XX裕史的日本人写就的。刚看了一点点，很有意思，比如，说iPhone所谓“重新发明电话“，是“创造一种能赚钱的web 2.0”。

似乎这次我的同事Vivid Yu在美国还给我带回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当年乔布斯招聘时问“你是想卖一辈子汽水还是想改变世界”的约翰·斯库里的自传。Underland同学也不辞千里给我买了Pixar官方传记To Infinity and Beyond。感谢这两位大佬。也许什么时候我该在apple4.us开一个“苹果书志考”系列，把自己积攒的十余本乔布斯、苹果相关的书籍逐一梳理、介绍。但很需要时间啊～

其他书简单介绍一下：

Money Ball，一流商业作者Michael Lewis关于一群数学家如何改变棒球运动的书。如果你对这对主语和宾语没兴趣，提醒：火箭队现在的总经理比尔·穆雷就是这个学派的。

Cold Steel，一直不知道关于Mittal还有这么一本书，虽然绝非我熟悉的话题，但还是出于职业习惯买了下来。

Creative Capital，关于VC业开山鼻祖George Doriot的传记。

2007年的dairy will change your life。蒙飞猪老师送了一本2008年版本的，很喜欢，于是看到去年的，还是买了，反正胡思乱想不会过时。其中一条建议是，本周给垃圾邮件回信！

这次比较收敛，没有多买。此外，在书店用了一个小时翻看了硅谷蜜桃sarah lacy写的美国web 2.0的书once you are lucky, twice you are good，非常之烂，全无思考可言。遂想，Keso老师应该写一本把他的思考和中国web 2.0结合的书，应该会更好。

就这样吧，收拾行囊去机场了。

去年看杂志，说Marvel要自己投资一部电影，因为觉得授权漫画给其它电影公司，实在太亏了。而自己投资的这部电影呢，就是Iron Man。我当时就想，这帮人疯了吧？虽然我没看过Iron Man，不考虑漫画死忠们的情感，但……这个铁家伙不太可能像蜘蛛人一样拍出炫目的动作戏，大概也不像地狱男孩一样有性格，也没有一堆奇形怪状的狐朋狗友，自己长的也不像Jessica Alba，甚至没有蝙蝠车这种gadget，它卖什么呢？

电影出来之后，居然极为叫好？！

于是就去看了。

其实还是满爽的，因为它足够geeky。主角有着geek的性格（用Iron Man第二代冲上天时尽显无疑）， geek的行为（DIY狂人），geek的玩具（跑车、人工智能电脑，当然，还有那套铁皮），电影里还充斥着很多geek的狂想（未来的键盘，未来的操作系统——3维操作系统那段酷毙了，让Minority Report显得很out），geek的笑话（主角上了Wired的封面，嘿嘿，相信下一集电影诞生前，Wired会把它放上封面的）。

没错，这电影有很多小细节不够考究（Pepper偷资料那段简直粗糙的可怕），动作戏也不算太好看，但，如果你对科技有那么一点点兴趣，你会觉得这电影满亲切的——为什么导演们从来不把蝙蝠侠打造蝙蝠车的段落拍的详细一点呢？

（刚在wikipedia上扫了下剧情，发现电影把漫画里的很多东西简单化、浪漫化了，真令人法科啊）

五一期间，还是有不少工作，但真的觉得身心疲劳，所以抽空来说点闲篇。

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云计算对苹果这家公司是好事还是坏事？

不知道有多少人关注过云的概念，不过我想，无论是Google力推的云计算，还是微软大谈特谈的软件＋服务，或者IBM所谓的utility computiing，都已经清晰的展现出了科技业下一个主战场：让用户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任何设备都可以接入自己的信息。

关于云计算， 网上已经有了不少成熟的应用，比如Google Docs & Spreadsheet，Flickr、YouTube、Wikipedia……但这个行业里有一些疯狂的大脑，比如Google的CEO Eric Schmidt宣称，未来人们储存在网络上的信息，和储存在个人电脑上的信息，应该以9:1的比例存在。

换句话说，这个趋势将消解两种产品的价值，一个是电脑，一个是操作系统。

虽然苹果自己已经公开表示自己是平台公司了，但它并没有打造云计算平台的行动，相对于微软和Google，它还是更像一家垂直塑造竞争力的产品公司。

这让我想起电脑革命之初，苹果是一家远大于微软的公司，但它是一家产品公司，而微软通过将操作系统的API开放和OEM，将自己的塑造为一家平台公司，最终两家公司拉开了巨大的差距（如果我们将两家公司的领导力、执行力以及犯错误的数量暂且抛开的话）。某种意义上，苹果的复兴，是上次技术产业变革的间歇期，当操作系统市场基本上已成定局，产品好的公司比产品差的公司相对更容易浮出水面——这有点像说，在CRT电视产业已经成熟，而纯平电视业尚未崛起阶段，TCL等一些拥有价格优势的公司成为全球电视业的霸主一样。

云的时代，苹果会重新成为边缘玩家吗？

我相信，乔布斯不可能不考虑这个问题，这是他在成为商界神话人物之后，稳固地位的必须抉择。

这个问题就变成了：如果你不能像微软和Google那样，靠一系列主流网络应用和大量的服务器吸引用户们将自己的绝大多数信息逐渐上传到网络上，你还能做什么，不至于成为它们的陪衬？

我想到的答案有这样一些：

一、强化苹果的接入能力。云计算的核心之一，就是任何人可以通过任何设备接入网络信息，在设备领域，苹果已经有了3个不错的产品：Mac, iPod touch和iPhone，很显然，电脑和手机将成为未来信息最主要的接口，而iPod touch为代表的以网络应用为核心的媒体播放器是一个附加选择。但苹果目前在电脑和电话领域的市场份额还都太小，另一个重要的接入点电视领域还没取得突破。

二、将iTMS业务“云”化。如果未来的数字音乐无须下载，只需要买得接入权，随时可以通过iPod、电脑、手机、别人的iPod、别人的电脑、别人的手机接入，播放，怎么样？至少它让盗版变成了很难的事情，因为iTMS和音乐厂家们卖的是音乐的接入权，而不是拥有权。如果电影也是这样呢？但这两者对网络基础设施稳定性的需求都比较高。

三、架空战场。如果云的时代，接入是个核心问题，则，如果它能够成为那道大门，也可以确保很大的权益（就像《银河英雄传说》里的伊谢尔伦一样）。显然，云计算时代，最重要的大门之一是浏览器。这也许正是苹果为什么早早将Safari渗透入PC市场的原因。如果Safari能成为日后所有主流终端的必备浏览器之一，苹果就会在云计算时代还可以扮演一个角色。这个游戏的重点是，Safari得成为一个能挣钱能分钱的玩意儿——所有的平台，讲的重点都是你能挣钱，还能跟伙伴们分钱——如果苹果能用Safari跟微软和Google分享利益呢？

有一次跟Asimo老师在MSN上聊天，他说了这么一句：“我們已經到了一個平台不重要的時代了。OS 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整合能力。整合能力不見得完全就是平台能力，平台只是個 Total Solution 的其中一個部份，還有包括創新的能力，談判的能力，資源的控管等等。Apple 在這方面太強了，這是 Microsoft 無法媲美的地方。也是 Google 無法競爭的。”

这大概就是苹果下一战最重要的武器吧。

（这篇粗浅而简陋的文章受到了Asimo老师，黄继新老师的指点，以及此前AllenKids老师一篇帖子的启发，感谢老师们！）

倒不是想抱怨了，只是刚才看到一段视频，以及pyridine先生在博客里写下的文字，不由得异常感动。

八十多歲的資深記者 Helen Thomas 是唯一敢在白宮記者會上跟總統府發言人抬槓的人. 白宮發言人 Dana Perin 【注：应为Dana Perino】一直到現在還否認美國軍方虐囚, 簡直是睜著眼睛說瞎話. 難以相信的是當場的記者通通保持沉默, 乖乖的聽 Dana Perin 幫總統撒謊. Helen 最後無奈的說: For God’s sack! Where’s everybody?

如果這是電影的片段, 我一定會大大稱讚導演的功力. Dana Perin 是一個長得非常漂亮的年輕女性, 她的態度看似彬彬有禮, 不過卻毫不掩飾的透露出一種權力的傲慢 (布希的發言人都有這種態度). Dana 的美貌更是突顯出 Helen Thomas 的老態. 她用蒼老的聲音提出大家都不願意直接討論的問題. 她的態度先是堅持, 不論 Dana Perin 如何地用空虛的言語幫總統辯護, 都不肯讓步. 不過最後她也知道多說無益, 嘆了一口氣. 然後無奈的嘲諷當場懦弱的記者. 難道你們眼睛瞎了嗎? 難道我是唯一感覺到這是多麼荒謬的人嗎?

多麼精彩啊. 只有天才的導演才能把權力的腐敗表達得如此的透徹. 不過很不幸的, 這不是電影. 這是真實的美國政治.

布希內閣最令人驚訝的就是它相當的多元化, 女性, 黑人, 拉丁裔, 亞裔, 都在權力的核心. 不過當這些應該是 “好人” 的少數族群, 都在幫帝國主義辯護的時候, 令人感覺到一種難以描述的荒謬.

没错，无奈总会有的，但敢于去面对，哪怕最后只能叹气和嘲弄，也是好的。

我不是读诗的人了，不过最近希望往文字中注入一点新的生命力，希望读点什么。首先想到的是布莱克，其次是里尔克和瓦莱里——后两个人的作品我都有，但人性就是这样：对没有的总是向往。

于是后悔，1999年没有花大概20块买本诗。后悔也来不及，我压根不是这方面的读者……

无论如何，哪位能帮忙，请给我写信： izlmichael [at] gmail [dot] com，谢谢！

PS：最近读一些大约十年前翻译的书，真是苦不堪言，比如手头一本，把CBS简称为“哥广”，把Fox翻译成“狐狸电视”，NFLf翻译成“全国足球联盟”，手边另一本，把Gulf+Western，翻译成“高尔夫·韦斯特恩”，前不久看的the Second Coming of Steve Jobs的中译就更别提了，连Wozniak都能翻译成“文”某某。

这个事呢，就是《环球企业家》为庆祝自己的15周年，将会在2008年陆续出三本特刊（别的杂志可都只是一本哦），而我们这3本呢，又分为3个主题，第一个主题，也就是这几天就要上摊的，叫“奥运特刊”。

说叫“奥运特刊”，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跟体育相关的，一是跟“再造中国”相关的。

跟体育相关的，主要有这么几篇文章：由姚明的密友，中央电视台篮球节目主持人于嘉和我们合作完成的一篇关于姚明的成长和其领导力的文章；一篇对史冬鹏这个“紧随刘翔”的人的专访报道；一篇对伏明霞、郭晶晶的教练于芬的访谈，解析教练的管理问题；一篇谈为什么“梦之队”经常失败，由在下操刀。我们当然不是体育专业媒体，最多，只是旁观者，但我的确相信，体育场上的领导力，和商业世界的领导力是没有太多区别的。管理，始终是对人性的掌控。球场上，田径场上，甚至跳水跳台上，都需要这种掌控。而无论球场上还是商场上，成功都来自于对于自身的超越，战胜不成熟的历史。这就是我们在姚明、史冬鹏、伏明霞和乔丹身上看到的，也是我们在盖茨、乔布斯、韦尔奇们身上看到的。

跟“再造中国”相关的，就是报道今天一系列对于中国的城市、省份、特殊建筑的构建，如何从形象和精神上影响未来的中国。恰好，5月份的National Geogreaphic也做了类似话题的中国特刊。人家的成本是我们的好多倍诶……

接下来两本特刊，究竟以何形式、何主题、何时发表，这里暂且卖个关子，敬请关注。不过，毫无疑问，接下来两本回到我们熟悉的“主场”，一切将更从容，更丰富。

我先贴出关于梦之队的这篇报道。

“梦”的解析

本文发表于《环球企业家》杂志2008年4月下“奥运特刊”

文 本刊记者 张亮

4个月后，我们将在各个赛场上一遍又一遍的听到一种说法：这支队伍是这个赛场上的“梦之队”。然后便是见证一系列压倒性的胜利，或偶然的、令人扼腕的失败。无论上演的是90%的皆大欢喜结果还是10%的悲剧，4年之后，同样的场景会再次发生：明星的集结、压倒性的胜利或意外的失败……

必须承认，人们热爱梦之队，正如任何人的本能地向往“赢”。组建一支完全由精英构成，并由此将失败风险降到最低，似乎是实现这种美好梦想的最佳路径。
但悖论是，“梦之队”常有，真正取得梦幻般结果的团队却相当少见。

近年来人们常用的“梦之队”一词，兴起于1992年。为一雪四年前兵败汉城的耻辱，美国前所未有的将职业球员征召入队，而这一由“飞人”乔丹、“魔术师”约翰逊、“大鸟”伯德等篮坛传奇人物构成的组合，实在令人艳羡。在当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他们8场比赛平均每场胜出44分，极为轻松的获得了奥运会金牌。

但此后，类似模式构建的由NBA球星构成的梦之队已经逐渐变成噩梦：2002年的“梦之五队”和2004年的“梦之六队”分别失去了世界篮球锦标赛和奥运会金牌。而在2006年，由美国职业棒球联盟的一干球星组建的另一支梦之队，在参加由16个国家参加的首届世界棒球经典赛时，先后输给了墨西哥、韩国和加拿大队。

类似的“梦之队诅咒”也普遍存在于商界。如果你是这本杂志的忠实读者，应该还记得2004年初《环球企业家》曾用《梦之队》之名报道一家公司：UT斯达康。在2000年之后的电信业低潮期，这家电信设备制造商因为在四年间将销售额已经翻了10倍，而其四名高管——负责资本市场的陆弘亮、主导中国市场开拓的吴鹰、掌管中国运营的周韶宁、和专事研发的黄晓庆——似乎也的确是个高度互补的团队。但在随后几年间，随着市场流变，UT斯达康的业绩每况愈下，这四个人中的三人已经离开。

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比如1990年代末的新浪拥有沙正治、王志东、汪延、茅道临等一干日后在中国商界富有名望之士，但他们暗涛汹涌的合作让新浪最终成为了一家缺乏创新能力的领跑者。而1980年代曾经拯救迪斯尼的迈克尔•埃斯纳、杰夫•卡曾伯格、弗兰克•威尔斯三人组，也在1990年代轰然崩溃，并在之后的10年间让迪斯尼再次陷入微机。

为什么梦之队反而频繁失败？

一个重要的认知错误，是人们经常将两种梦之队混为一谈。一种是因为构成团队的所有人都是超级明星，而球队因此闻名。另一种是因这群人集结在一起做成了一些独特的成就，而被外界视为一个了不起的团队，如二战过后福特公司聘请的罗伯特•迈克纳马拉和泰克斯•桑顿等“蓝血十杰”，或1980年代初乔布斯率领开发Macintosh的“海盗”们。

前一种梦之队通常会进入这样一种循环：所有人因对各自能力过于自信而不可避免的傲慢——因缺乏磨合而团队协作糟糕——遇到麻烦时因彼此不够信任而产生冲突——当真正的困难出现时，没有一个人能够引领所有人。尤为重要的是，因为所有人在“纸面上”的能力已经很强，作为一支团队，他们并不会因为压力而爆发出超越平常的潜力。

后一种梦之队则可遇而不可求：团队组建之初，外界并不能预见他们将创造历史。但最终因其成果，这一团队中的每名成员都被视为才能别具，且在团队中发挥出了个人的强项。

究竟是什么让一只队伍将其合力（或者，用商界最喜欢的词之一，“协同效应”）发挥到最大？

关于此，没有什么比这样两支球队能说明的更多：1997-1998年的芝加哥公牛队，和2003-2004年的洛杉矶湖人队。他们在各自的年头被视为夺冠热门，此前也都取得过三连冠的伟大成就。在NBA，他们就是当年的梦之队。仅从个人能力上看，2003的湖人队比1997年的公牛队更为优秀：这支湖人队拥有4名注定进入篮球名人堂的球员。

但最终，公牛队获得了冠军，而湖人队在当年的总决赛上失败，从此解体。

无私无我

或许并非偶然，这两支球队的主教练是同一个人：菲尔·杰克逊。

正是靠率领1990年代的公牛队和2000年后的湖人队9次问鼎，杰克逊被公认为NBA历史上最富成就的教练之一。爱之者称其为篮球场上的禅师，恨之者则认为他的成就不过是来自于自己身边的超级明星们。

杰克逊的确运气不凡。他在NBA的主教练生涯中，执教了近20年间最有才华的几名球员：如被视为“篮球之神”的乔丹、内向但才华不亚于乔丹的的皮蓬、身材禀赋过人而被称为“最具统治力球员”的奥尼尔，和有“乔丹接班人”之名的科比。在外界看来，获得其中任何一名球员都是一名教练的福祉，何况他先后拥有乔丹－皮蓬组合，奥尼尔－科比组合——获得冠军似乎只是应有之意。

但只要稍从教练的角度思考，也不难感受这是一段怎样的旅程：如果其它教练的管理难题不过是让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们听话，杰克逊则必须让几名性格各异、自我膨胀、关系复杂的亿万富翁们求同存异，并引领他们走向冠军的应属之地。
也不可否认，在杰克逊执掌公牛队或湖人队之前，无论乔丹还是奥尼尔都未曾尝过总冠军的滋味。

杰克逊超越多数教练之处有二。其一是他知道如何驾驭这些身价过人的特权球员，其二是他能让球队上下高度融合。前一种手段让他有能力控制球队的方向，但后者才让他的团队能够持续胜利。

须知，篮球始终是5个人的运动，即使拥有乔丹、皮蓬这样得到20、30分易如反掌的王牌，想赢得比赛仍需全队12人的倾力投入。但球员早已因为身价不同而产生了身份的悬殊，让那些禀赋过人的球员信任自己身边技艺相对平庸的球员，更是“22条军规”一样的两难问题：究竟先有相互信任，普通球员才不会沦为看客，还是所有球员全力以赴，信任才自然产生？

方法恰好是有的：公牛队助理教练泰克斯·温特多年来坚持一套能让所有球员融入到一个进攻体系的战术，三角进攻。但一直以来，温特在大学篮球联盟和NBA多次尝试三角进攻，也并没有取得太多成果。

1989年，菲尔·杰克逊正式接掌芝加哥公牛队主教练一职，在同时看到三角进攻和乔丹的无穷能力后，他相信两者的结合，既可赋予三角进攻前所未有的杀伤力，也能让乔丹得到队友更充分的支持。但问题是，改变乔丹的游戏规则，对于任何一名新教练来说都可谓异想天开之事。

自从1984年被选入公牛队，乔丹一直在证明他的无所不能：他可以一个赛季场均37.1分，也可以连续7场比赛将得分、篮板和助攻数据全部达到两位数。他飞翔时，观众仿佛感受到地心引力失效，同时，他还有着惊人的斗志和抗压能力，可以完成任何有助于赢得比赛的任务……但在杰克逊接手的前六年里，乔丹的神乎其技已经逐渐将公牛队变成其一人的舞台。每当比赛进入关键时刻，甚至他的队友也在等待观看他又会有何惊人之举，这就是公牛队变成一支更强的球队的障碍。

某种意义上，改变乔丹，和菲尔·杰克逊本人的成长心路颇为契合。作为婴儿潮一代，1945年出生的杰克逊经历了1960年代，美国年轻人找寻自我的叛逆时期。杰克逊生于教会家庭，但他从未如自己家人般，感觉到上帝的存在。最终，他转而开始修习禅宗、心理学和印第安文化。在其1975年的自传《牛犊》中，有一句称：“我必须重新发现自我，从而将它摒弃。”

而在公牛队，他也试着让乔丹丢掉自我。

首先做出的调整，是以往跟随在乔丹身边的人们，包括他的父亲、哥哥和朋友们，将不能随球队的巴士和飞机出行。同时，他要求公牛队的其它球员将保护乔丹，特别是将这个媒体宠儿与记者们隔离开来，当作自己的工作。目的很简单，只有将乔丹的亲人和媒体都区隔出去，公牛队的12名球员和教练团才是明确一体的。

而在强迫乔丹接纳三角进攻之前，杰克逊让教练组和球队将训练的重点放在了防守上。他清楚，如果三角进攻是一套必须耐心学习、磨合最终融入球员血液的方法，改善防守能为公牛队赢得更多成长的时间。

虽然杰克逊率领的公牛队在1989-1990赛季已经明显进步，但他们最终仍输给了宿敌底特律活塞队。在此之后，杰克逊终于与乔丹进行了一番深谈：关于无私无我将再何种程度上影响其他球员的表现，并最终提升球队整体实力。乔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接受了他的建议，由此开始了1990年代公牛王朝。

控制

以上部分，是大多数管理学著作所热爱的方法论。但现实比理论更复杂之处在于变数多端。

在球迷们眼中，公牛队的成绩是乔丹和其队友们技战术实力的体现。而在球队之内，需要处理的麻烦则多得多：除了球员之间的关系会因一些突发事件而改变，球队总经理杰里·克劳斯也会扮演麻烦制造者的形象。按照其判断力和意愿，他交易走了一些乔丹喜欢的队友，而换来的人并非都能获得乔丹的尊敬。公牛王朝两次三连冠的重要球员比尔·卡特莱特、霍瑞斯·格兰特和斯蒂夫·科尔就都曾与乔丹激烈冲突。

乔丹从来不是一个能够被管理的人。这个篮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拥有丰富的人格和极高的智商。即使与他朝夕相处，公牛队上下仍觉得他是极为神秘：没有人能预知他的言语和行为，就像没有人能预知他在球场上将如何完成一次进攻。三角进攻的发明人泰克斯·温特就曾表示，只是看乔丹训练他就觉得“害怕”。

而作为乔丹的队友，必须通过他的考验。他永远会用挑剔的眼光审视其他人，并告诉他们：你应该能做到什么程度，为什么做不到？很多天赋不错的公牛球员因为无法适应乔丹的高标准而离队——但也正是在类似的自我拷问中，乔丹不停进步着。

和乔丹一样，菲尔·杰克逊喜欢分析他人，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控制力。在观察球员时，他非常喜欢研究对方的内心，即他在比赛时遇到各种情况的反应：他更喜欢从左侧还是右侧突破？被夹防时他会紧张吗？如果连续两三次投篮不中，他会失去信心吗？

而这些思考所得，会时不时被他应用于日常行为。1994年季后赛中，杰克逊曾突然取消训练，携整支球队登上纽约的渡轮游览。但在球队大巴开往渡口之前，杰克逊让车停下来，命令球队的一名公关人员下车。这个突如其来而不近情理的要求令所有人意外，事后这被视为杰克逊展示个人权力的一种方式。

将这种控制力发挥到极致的，是1991年，一本名为《乔丹规则》的著作的出版。

其时，乔丹已被美国公众视为“神”一般的人物，但在这本书中，他被描绘为描写成自私、独断、上与球队总经理翻脸，下与队友不睦的凡人。这书的出版虽然并未影响公牛当年夺取总冠军，但也的确波及巨大，70高龄的助理教练约翰•巴赫因为被指摘对本书作者透露了太多细节，而在随后被清洗出局。而被视为本书另外一大信息源的，是公牛队总经理杰里•克劳斯，他多年来与乔丹关系尴尬，这本书之后更难以缓和。

直到多年后，《乔丹规则》的作者才对公牛队老板雷恩斯多夫透露说，他真正的线人正是杰克逊。也是他找到约翰·巴赫，告诉对方球队不准备与其预约。而将杰克逊引入NBA并提拔为球队主教练的人，正是克劳斯。

杰克逊为何要伤害自己手中的王牌乔丹？

没人知道准确答案，不过据熟人猜测：首先，如结果一样，这本书颇能孤立克劳斯，从而让自己的位置更为稳固。其次是：在媒体上异化乔丹，压低他的身份，才能更好管理他。

公牛队：“最后的舞蹈”

从1991年到1997年的7年时间里，除去乔丹因感觉缺乏挑战而改打棒球的两年，公牛队一直统治着NBA。

到了1997-1998年赛季，需要面对的困难前所未有的多。

首先是年龄和伤病。当球季结束，也就是进入1998年，球队的三名核心球员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高龄球员：乔丹35岁、皮蓬33岁、罗德曼37岁。让他们与那些大学没毕业就进入NBA的年轻人进行接近100场身体对抗，可想而知是怎样的一种意志考验。赛季还没开始，皮蓬的脚伤和腰伤就让这名球队的最佳防守队员必须在板凳上坐上半个赛季。没有皮蓬这个三角进攻的发动机，公牛队磨练多年的战术就难以奏效，球队最初15场比赛的成绩是8胜7负。

雪上加霜的是，在获得了5枚总冠军戒指后，甚至球队老板雷恩斯多夫和总经理克劳斯都已开始关心这支球队的未来，而非当下一季的成绩。换走皮蓬的消息不绝于耳，这让出身于美国小城市，希望终老于一支球队的皮蓬感觉被背叛了。而克劳斯也明确对媒体表示，这将是菲尔•杰克逊在公牛队的最后一个赛季。

也就是说，球队上下都必须找到一个答案：在总冠军之路上行走了2500多天之后，他们还有多少动力去追逐一次异常困难的总冠军？

作为一支成熟的队伍，他们还有最后几样武器。

首先，是一个决心从未动摇的领导者，乔丹。虽然并未明确这是否是自己的最后一个赛季，但他已经看到了这支公牛队已经走到终点。当越来越多的记者开始向他询问退役问题，乔丹的答案是：“我会站着离开NBA”。

这个赛季中，他平均每场上场38.8分钟，有11次单场得分超过40分。在皮蓬和罗德曼缺阵的时期，他不仅扮演着进攻组织者的角色，还每场多抢两个篮板球，并向教练组要求重新获得特权：第四节允许他用自己的方式解决对手。

其次，乔丹并不孤独。在公牛队最艰难的时刻，球队中的另外一些人扮演着润滑剂的作用。后卫朗·哈珀在皮蓬对公牛队管理层极为不满而要求转会阶段，耐心陪伴其进行恢复性训练，并和他探讨“活在当下”的禅宗教义。这让皮蓬最终回到了球队。此后，虽然仍有着各种各样的干扰——比如克劳斯对媒体批评乔丹的薪水是球队重建的最大障碍、杰克逊和球队因5万元奖金产生龃龉——但球队终于走上了连续胜利的轨道。

虽然一路颠簸，但这支在过去两年里连续获得两次总冠军的球队仍保持着很多胜利所需的必要条件：比如足够的进攻火力、防守韧性和自信心。

在当年常规赛的最后一周，乔丹和杰克逊进行了一次长谈。乔丹最后的担忧是：“我们当中有些人对拿到的总冠军已经满足了，他们能否在最艰难的时刻顶下来，我没有把握，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来集中大家的注意力，排除来自管理层的干扰，鼓舞球队士气。”

这是这支球队最后凑足的一个条件：所有人的坦诚与真实。

随后的4月15日，杰克逊组织了一次所有球员、教练乃至训练师的活动。他希望每名球员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一段沉默之后，第一个站起来的球员是来自克罗地亚的托尼·库科奇。这个曾被誉为“欧洲魔术师”的球员只在公牛队出任替补，并一直被杰克逊猜测为总经理克劳斯的线人。但他在回忆了自己加盟这支球队4年的经历后总结说：“我很荣幸能从千里之外来到这片大陆，和在座这些伟大的名字一起被载入史册，我将用生命来捍卫公牛队的荣誉。”

略为口吃的哈珀将库科奇的感性继续了下去，这个在职业生涯早期以得分为主的球员，应公牛队教练组的要求变成了防守型球员。“可是一支弱队的超级明星永远也不能和一支冠军队的无名小卒相比，我在公牛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充实和自豪过。”

而皮蓬的言辞则简单的多，这个经历了一个赛季伤病与郁闷的明星对乔丹说：“迈克尔，没有你的话，我什么都不是。”这一说法甚至让乔丹动容。

当所有人结束了发言，乔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那上面写着两句引自话剧《推销员之死》的台词：“这是不是通向地铁的终点站？如果是，终点站是什么样子？”

湖人队：迷失

类似的时刻，在2003年的湖人队也有过。不过这是在赛季之初，因为球队新近加盟了两名顶级球员，杰克逊组织了一次内部会议。

这次，全队发言最富感情的人是刚刚加入湖人队的卡尔·马龙。这个足以跻身NBA历史上最优秀大前锋前三位的老将，为总冠军而放弃打破NBA历史得分纪录机会。这名40岁的老将对那些比他小上10岁甚至20岁的年轻人说：“我只是想赢得总冠军，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和马龙一起加盟的，还有1990年代后卫线上最优秀的防守球员加里·佩顿。在其生涯的巅峰时期，外号“手套”的佩顿一度可以媲美乔丹——1996年的总决赛上，他的确让乔丹的发挥大失水准。

在拥有了奥尼尔和科比这对已经为湖人队获得三座总冠军奖杯的中锋-得分后卫组合之后，又在球队相对薄弱的大前锋和组织后卫上得到了马龙和佩顿，洛杉矶的媒体已经开始建议，湖人队应该从2003年的10月就准备次年6月的夺冠庆祝仪式了。

理论上，的确没有什么能从这一年的湖人队手中抢走总冠军。外界所能做出唯一合理的负面猜想是：他们可能会在连胜中自满，以至于在关键时刻仍找不回状态。

但正如杰克逊的桌子上所拜访的一纸箴言：“命运之轮常转，所以真想总以不同形态呈现”，这支梦幻团队实则危机四伏。它的两名当家球星，奥尼尔和科比，同样骄傲，也同样脆弱。在合作了7个赛季后，他们对彼此的容忍度已经很低：科比不满于奥尼尔一直是球队老大的现实，而科比的叛逆之举又让奥尼尔不爽——两个人经常借助无孔不入的媒体相互攻击，在场上也缺乏默契。

另一个伤害性的变故是：在球季开始前，科比卷入了一桩性侵犯事件。这桩官司的最恶劣结果，可能断送其职业生涯，即使在一切判决论定之前，科比仍需承受巨大的道德和法律压力。

与当年的公牛队不同，在这种重压之下，湖人队并不知道它的实力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在整个赛季之中，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展现出必胜的信念：虽然马龙保持着自己踏实、稳健的球风，但他在圣诞节前严重受伤；尽管科比坚持在法庭和球场之间奔波，但他仍与队友们保持着隔膜，甚至因为一度威胁要离开球队；即使奥尼尔没有像科比一样被无名的愤怒控制，但他像所有得到了过多的奖赏的孩子一样，缺乏继续努力的信念，而且，他对自己的续约谈判的关注似乎大于对胜利的关注；而唯一一个未被伤病困扰的巨星佩顿，在率领湖人队走过颠簸的一个赛季后，仍然没有完全遵循三角进攻战术打球，而当他的打球时间被削弱，这个NBA著名的“垃圾嘴”开始对外界抱怨：“我可不是为了这个才跟湖人签约的！”

这正是每一支明星构成的团队最可能遇到的问题。他们各自的实力的简单叠加已经足以确保球队在季后赛获得一个较好席位，以至于他们很难意识到，他们需要为团队做出改变牺牲一些自我，学习新的团队规则。

当所有人都不愿改变时，这支球队的关系紧张到了可怕的地步。当奥尼尔在报纸上宣称，要是想帮助湖人在本赛季取得成功，科比必须更依赖信任自己的队友。即使这样的言论，也被科比视为冒犯，他随即对媒体表示：他不需要奥尼尔告诉自己应该怎么做。

菲尔·杰克逊的确试图用当年压制乔丹的方式影响桀骜不驯的科比。早在2001年，当他被一名记者问到科比是否可以继承乔丹的神话，杰克逊“天真的”告诉对方，他曾听说，科比在高中联赛时曾“故意破坏”比赛，以此突出自己在关键时刻的重要性。但这次表演太拙劣了，当2003年杰克逊对科比提出，他和奥尼尔与其它球员格格不入，并应因此收到谴责时，科比的回答是：“你才是那个口无遮拦的烂人。”

杰克逊和科比的紧张关系，带来了另一个问题：科比对球队管理层表示，下赛季他不愿再受杰克逊的指导，这也就意味着，或者他转会，或者杰克逊去职。而当这一消息被泄露出来，杰克逊在对内的权威就受到了严重的质疑——显然，在球队老板眼中，作为“乔丹接班人”的科比比杰克逊更能帮助球队卖光球票和球衣。

长时间的内部冲突，让不熟悉这支球队的佩顿几乎不知所措了。在2月底对丹佛掘金队的比赛上，科比掌握最后一球的进攻权，而当他把球分给佩顿，对方对此实在过于吃惊了，以至于皮球几乎砸在他的脸上。

虽然这支球队仍依靠几名球星惊人的个人能力一场又一场的取得胜利，湖人队在常规赛季赢得了56胜26负的西区第三好战绩，并跌跌撞撞地进入了总决赛，但他们似乎仍在学习如何像一支团队那样打球。

当年的总决赛上，是湖人队和底特律活塞队的对决。在进入决赛之前，活塞队仍不被看好，他们也没有任何一名球员可以与湖人的“四大天王”比肩，但这支球风硬朗、讲求团队合作的蓝领球队迅速给湖人制造了大麻烦。

坦率说，麻烦仍在湖人队内部。在一次暂停中，活塞队的主教练对他的队员说，放胆进攻吧，湖人队不准备防守任何人。而当赛后湖人队内部讨论起防守问题，沮丧的奥尼尔甚至对年迈的助理教练温特大放恶声。而当科比提出由自己来盯防对方头号得分手汉密尔顿时，曾经是NBA最佳防守队员的佩顿一声未吭——他被认为已经吓坏了。

最终，湖人队以1:4失败。

随后的那个夏天，奥尼尔被交换到迈阿密热队，菲尔·杰克逊和马龙退役，佩顿则转投它队。这是职业篮球最后一次拥有一支“梦之队”。

我觉得这哥们脑子有问题。我记得2003年时他跟Slam杂志喷说，什么McGrady要是不和Carter分开，过去几年他们这对组合就应该是湖人队的总决赛对手。意思就是说，聪明的球员应该放低自己的ego。话音未落。第二年他就跟Oneal闹得天翻地覆。第三年，Oneal走了，他又说，O是个很好的队友，对湖人队贡献巨大……

这脑子是什么水泡出来的？

但今天看这个视频，实在吓人一跳——一般智商的球员，还真不敢这么蹦达。一个人，跳过一辆迎面开来的50迈的跑车？！别的不说，怎么能想出这么个创意来？怎么从来没失手过？（我不是乌鸦嘴……）

update：原来这是个假东西。今天Kobe接受采访时说了：“it's hollywood"。我估计他是担心大街上会有很多飞车党想拿他练练吧？话说回来，Nike的广告还真是敢玩。

《芒格的生活方式，学习和制定决策的方法》译自《穷查理年鉴》的第二章，其中包括芒格的投资原则清单。大原则如下：

第一、风险——所有的投资评估必须先从评估风险开始，尤其是声誉风险；

第二、独立——只有在童话故事中，国王才会被告知自己其实是赤身裸体的；

第三、准备——获胜的唯一途径就是工作工作再工作并希望能获得一些洞察力；

第四、明智的谦逊——承认自己的无知能让人更有智慧；

第五、严格分析——使用科学的方法和有效的清单能将错误和遗漏降到最低；

第六、配置——合理地配置资本是投资者的首要任务；

第七、耐心——克制人类对行动的偏好；

第八、果断——当适当的情形出现时，果断且深信不疑地采取行动；

第九、改变——与改变共存并接受不可消除的复杂性；

第十、专注——让事情保持简单并记住你要做些什么。

Goodfella给过我一个更长的清单，是一个Charlie Munger的传记作者整理的Munger遇到问题时思考的过程——大概有400、500个问题。我就不贴了。

光这个繁复劲，我觉得国内就少有人能相比吧。

文 本刊记者 张亮

1.

2008年3月19日，科幻小说作家亚瑟·克拉克（Arthur Clarke）于斯里兰卡的家中去世。

这个3个月前还在90岁生日上许愿“能发现外太空的智慧生命”的人，堪称长寿。与他同被称为美国科幻三杰的另外两人，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已经辞世20年，伊萨克·阿西莫夫（Issac Asimov）也已离世16年。
这三个人共同创造了一个属于外太空和机器人的世界。就像古希腊的泰勒斯借观星思考哲学问题，这些纸面上的奇想触动了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无尽好奇。科幻小说和摇滚乐，就像电脑产业革命的两缸发动机，分别从理性及感性推动了科技爱好者们的脑力激荡。

——1968年，在西雅图湖滨中学，比尔·盖茨首次结识了大其两岁的保罗·艾伦。两个人最初的交流过后，盖茨最大的感慨是：艾伦读过的科幻小说大概是自己的三倍。

——1981年，苹果公司的一支团队秘密研发代号为Macintosh的新一代计算机时，工程师们为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富于魅惑力的修辞、强悍无比的意志以及为当前目的不惜扭曲任何事实的决心”而震惊。一名工程师将此比喻为科幻电视剧《星际迷航》中的“现实扭曲场”，这一词汇被沿用至今。

——1989年，英国人蒂姆·伯纳斯·李发明了万维网（World Wide Web），这让他联想起自己幼年读过的亚瑟·克拉克的科幻小说《播F代表弗兰肯斯坦》：其中讲述的正是一个将全世界的电话链接到一起而产生智能的故事。

——1998年创办的谷歌，其总部名为Googleplex，这取自英国科幻名著《银河系漫游指南》里的超级计算机Googleplex Star Thinker。

某种程度上，这一切始于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1964年，克拉克和电影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开始共同创作《2001太空漫游》，1968年，电影和小说的先后推出引发了全美国对于征服太空的憧憬。一年之后，阿波罗11号成功登录月球。幻想与现实的交织，开启了科幻作品的黄金时代，包括《星球大战》、《星际迷航》都在此期间大热。

这符合克拉克的预期。在他看来，对太空的探索，代表着人类智慧的不断进化。从幼年时，他就用自制的望远镜观测月球，并为月亮绘制地图。在《2001太空漫游》中，第一个学会使用工具的猿人名叫“望月者”。

而克拉克最著名的一句论述，几乎代表了科技业的全部精神：“要发现某件事情是否可能的界限，唯一的途径是跨越这个界限，从不可能到可能中去。”

2.

2008年2月15日，著名技术博客罗伯特·史考博（Robert Scoble）写了一篇名为《微软的研究员们让我哭泣》的文章。在其中，他提到了一款“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而且“将改变我儿子生活的世界”的软件——可以与之媲美的产品包括1977年的苹果II、1994年的网景浏览器和近年的Skype——但又故作神秘表示，在2月27日之前，他不能披露更多信息。

2月27日，正是一年一度的TED大会。

TED，意取“科技、娱乐、设计”三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由信息产业先锋人物理查德·索尔·沃尔曼（Richard Saul Wurman）创立于1984年，至1990年时变为年度会议。它相当于全球科技业最前沿研究者的达沃斯论坛。如2006年时，一个纽约大学的研究员当众展示了多重触控（multi-touch），立即引发业界轰动，不久后，微软的Surface和苹果的iPhone就相继采用了这一技术。

而2008年最受瞩目的新品演示，也即史考博欲言又止的作品，是由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罗伊•古尔德和微软研究院的黄金华（Curtis Wong）共同展示的“万维望远镜”（Worldwide Telescope）。

如果你使用过将地球的完整呈现于网络之上的Google Earth，大约可以将“万维望远镜”假想为Google Earth的“反义词”：它将最远可达120亿光年以外的星空呈现在你眼前。挪动鼠标，就实现了太空漫游。转动鼠标滚轮，对于宇宙的视野就逐渐深入。你可以欣赏哈勃天文望远镜拍下的壮阔风景，比如宛如清晨玫瑰盛开的麒麟座V838变星的“回光”，或巨蛇座中翻腾数光年的“创造之柱”。也可以设计一个星际旅程，从人马座航行到小熊座。

这是一种难以用文字描绘的体验。但不妨联想一下：你的人生中或许有过那么一个时刻，站在漫天星斗下，你曾想象自己的身体从地球飞向几万光年外的一颗星，那种想象带来的身体变轻、融入无边宇宙的畅快感受，正是“万维望远镜”所提供的。

接受《环球企业家》采访时，54岁的黄金华说，此一产品的契机，是他成长于洛杉矶，天气状况让他在十几岁时还看不到银河。5岁时，他就设想能有一种方式把整个太空汇于眼前，于是，1986年和1993年，他两次在电脑上开发星空软件。
但真正的改变发生于2002年之后。已经加盟微软研究院的黄，遇到了吉姆·格雷（Jim Gray）。作为相当于科技业的诺贝尔奖的图灵奖获得者，自1970年代起，格雷就已经堪称电脑业的传奇人物。他的一系列作品让日后的取款机、电子商务、电子票务乃至谷歌这种高度依赖数据库的网络应用。谷歌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曾说：“吉姆的工作启发了我们及其它很多电脑科学家，去找出并解决最有雄心的项目。”

当黄金华向格雷提出自己的星空软件夙愿，格雷给他展示了一个更大的世界。2001年时，格雷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亚历山大·萨雷（Alexander Szalay）曾做过一款将星相图网络化的作品SkyServer。更早以前，他曾主导TerraServer项目，这个将卫星地图网络化的的作品，比谷歌的卫星产品Google Earth早了7年。

无论TerraServer还是SkyServer，都只是格雷一个宏大设想中的一步：有没有可能有大规模数据库将信息汇集到一起呢？

普通人可能很难想及，因天文观测设备日渐发达，相关信息的保存和分享就成为很困难的事情。一个晚上的观测需要数百G容量，而一份处理过的全天空频谱信息，需要数千G。

有两个层次的问题让天文资料的利用变得更为困难。其一，多数领域的资料收集齐整后，就可以封装、复制了。但天文数据需要根据大气传输和设备的响应而进行校准，这就需要对所有情况有充分的掌控和理解，而这一过程本身是动态的，每当学界对其中一个变量有了更新的理解，所有的数据就需要重新处理。也就是说，天文数据是“活”的。

其二，天文观测的手段极为丰富。因为天体辐射能量的方式很多，从无线电波到红外线，从光到紫外线，从X光到伽马射线……每一种观测手段所能获得的信息都极为重要，但很少有研究机构能够将所有的观测同时进行，因此，学界的信息共享就极为重要，这就需要打破既有的学院机制。

凡此两种问题，都需要一个更为先进的大规模数据库作为技术支撑。在吉姆·格雷最近几年的工作中，他频繁的和天文学家、海洋学家、地质学家、基因学家交流，希望自己擅长的大规模数据库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信息存储及分享的问题——这和谷歌的使命“整合全球信息，使人人皆可访问并从中受益”颇为相似。

3.

格雷说自己在伯克利大学读书时，似乎对任何问题都感兴趣，于是，在写博士论文时他就面临选择：究竟是写实践性论文还是理论性论文？出于急于毕业的考虑，他选择了后者——这省却了实践那道工序。即使如此，他还是在论文的“致谢”一页上杂耍了一把工程师式的幽默。

“论文的致谢通常用隐讳的方式回答下列问题，请自选答案：
导师撰写了这篇论文。
导师协助撰写了这篇论文。*
导师帮忙了。*
导师让我自己选择方向。*
我从来没见过导师。
导师给了我很大麻烦。
我希望从来没见过我导师。”

最后他的导师选择了其中的三项（标星者）。

1969年，其工作始于圣何塞的IBM研发中心。最初，他希望将工作重心聚焦于操作系统，但某天，其越级上司在了解其研究方向后，对他说：“吉姆，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种操作系统了，但我们还没有足够好的网络系统和数据系统，所以，如果你真想给IBM做点贡献，不如想办法改进数据系统和网络系统。”

思考之后，格雷确认自己很难对操作系统有根本上的改变，从此将自己的工作重点定为数据管理。这是一个因为过于艰难，而乏人挑战的领域。在当时，还没有“数据库”（database）这一词汇，人们提到数据的存储，用到的词是“数据银行”（data bank）。当时一台电脑价值百万美元，最大的硬盘不过20兆，人们的思维路径是：人力比电脑运算更便宜。因此，向数据银行输入一个请求，需要一系列查询语法和一队程序员。

这种局面的改观始于1969年，IBM的一名叫做泰德•考德的数学家设计出了一种名为“关系数据银行”的模型，让大海捞针式的信息遴选变得容易些。在这个大型机的世代，考德的思考可谓激进。他的想法关涉着未来的电脑将如何被使用。

而格雷的研发小组，正是试图将这一理论模型变成软件。格雷的工作集中在事务处理（transaction processing）：什么时候向数据库确认变化发生了？如果一组变化中途有一个失败了，该作何反应？怎么让2个甚至2000个用户同时接入同一数据而不破坏该数据？——格雷曾在一篇论文中将数据库的变化比喻为婚约：何时最适合说“我愿意”？

没有人能预见到，格雷的解决方案，即被命名为“系统R”的数据库，为电脑产业带来了什么。它奠定了一个新的技术基础，从亚马逊到世界各地的自动柜员机，都享用着沿袭自当初格雷的解决方案的产品。而其查询语言升级版本SQL，至今仍被广泛使用。最重要的是，格雷所构建的关系数据库适用于接下来的一系列技术革命：图形界面、平行处理以及网络。

格雷的研究工作在日益庞大的IBM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相反，当时一名30岁出头的程序员在读过“系统R”的研究报告后，以此为基础针对正在崛起的微机市场开发了产品。这就是拉里•埃里森和甲骨文公司的起始。据说，格雷和埃里森憎恨彼此。

虽然没有成为亿万富翁，但格雷从创造中获得大量的乐趣。1980年代和1990年代，他在Tandem电脑公司和DEC推动了网格计算的开发，让大规模服务器场取代大型机成为现实。与此同时，他乐于帮助后起之秀，在谷歌成为微软最大的竞争对手之前，格雷一直是谢尔盖•布林的义务导师，而在微软总部所在地西雅图，另一家快速崛起的公司亚马逊也蒙其余荫，亚马逊的首席技术官维纳·沃格尔斯也一直获得着格雷的指点。

1995年，微软邀请格雷加盟。这个不愿离开硅谷的人回绝了盖茨的橄榄枝，盖茨干脆让他在加州圣何塞设立的微软的研究院。而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在墙上盯上一块“UNIX，自由而生，或死亡”的牌子。

曾在微软任职的李开复对《环球企业家》回忆说，格雷是个“谦虚、可爱”的人。格雷极少要求他人为其服务，甚至有一次，李开复和其同事发现格雷在一次演讲前，当着数百人的面蜷缩在桌子下，自己连接网线。

而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张铮记得，在一次调研活动中，他给微软内部一些技术高手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什么是工作中遇到的最大挑战？”及“什么是最好用的工具？”。回收问卷后，多数人给出了颇为技术化的回答，而格雷的答案出人意料：他说工作中最大的挑战是“与人沟通”，而“最好用的工具”是“英语”。
“当一个获得图灵奖的技术大师用如此返璞归真的方式回答问题，你能感到他和我们的思维方式差异。”张铮说。

消失的“坚韧号”

2007年1月28日，格雷在自己的船上醒来。这艘名为“坚韧号”的40尺红色游艇，是他软件世界之外的最大宠物，1996年以来，他会时不时在船上住一段时间，并经常与妻子驾船出海。

但这天他出海之后，就再未归来。

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变化。格雷从未表现出自杀的征兆，甚至他船上安装的沉船时自动报警装置也没有启动，这一天出海的所有水手同样没有见到任何“坚韧号”的影子。格雷就这样安静而神秘的消失了。

“他失踪那天我在湾区，心里想着，天气和乌云看起来很不吉利”，黄金华回忆说。

对于整个硅谷而言，这都称得上是不吉利的一天。当格雷失踪的消息传播出去，包括微软、谷歌、甲骨文、亚马逊等科技巨头，纷纷调动人力和相关技术协助寻找他。格雷自己所开创的TerraServer，谷歌的Google Earth都被用来监控相关海域，而亚马逊动用了自己内部使用的Mechanical Turk技术——它主要被用于雇佣线上人力，在短期内解决一下计算机并不擅长的问题——而这次，亚马逊用它来通过志愿者的眼睛拣选整片海域的照片，寻找近似“坚韧号”的物体。

但超过一年的时间过去，格雷仍下落不明。此后，黄金华将他和格雷共同创造的“宇宙项目”改名为“万维望远镜”，以此纪念当年格雷写过的一篇同名论文。

在微软的计划中，“万维望远镜”将于2008年春发布。但在此之前，谷歌先于3月发布了Google Sky。

最后的问题

20世纪末，一次亚瑟•克拉克在接受英国BBC电视台访谈时，他收到了来自30年前的合作者，《2001太空漫游》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的传真：“你……给了我们一种新视野，让我们看到人类从地球摇篮朝自己在星海间的未来伸出双手；而在那片浩瀚星海间，异性智慧体或许会扮演神般的父亲角色，或甚至像‘教父’一样地对待我们。

“无论是哪种情况，我都确信……他们一定也会褒奖你，因为你是最具远见、最早预告了他们存在的人之一。

“但未来的世代是否有机会知道这件事，就全靠你最爱的那个问题的答案了。那个问题就是：地球上有智慧生命吗？”

第一位，是Palm的CEO Jon Rubenstein。

关于过iPod历史的各位，应该听说过这个名字，他是当时iPod的项目负责人。更早前还负责过iMac。后来他跳槽出来，当上了Palm的董事长和CEO，但Palm这家公司日子很不好过：上个季度刚刚亏损了3000万美元。在这个iPhone、BlackBerry大乱斗的时代，Palm越来越无足轻重。

第二位，是苹果前任CEO Gil Amelio。在Steve Jobs接手苹果之前，他曾短暂的管理过苹果。是他买回的NeXT，也是他认为，自己可以控制Steve Jobs，而最后被踢了出去。

2005年，Gil Amelio和Woz（这位不用介绍了吧），以及苹果早年的一位高管Ellen Hancock，一起组建了一家SPAC。所谓SPAC，就是先构建一家壳公司，到资本市场上融一笔钱，然后靠收购把这个壳填充起来。

而这个苹果三人组构建的SPAC叫Acquicor，融到了1.73亿美元。现在基本上钱已经没了，但效果很差。他们用2.53亿买了一家叫爵士乐半导体（Jazz Semicondutor）的公司，然后把Acquitor改名叫爵士乐科技（Jazz Technology），公司的股票从6块跌倒7毛左右。

第三位，是Woz。

其实他的事情比较早了，过去几年他组建过一家叫宙斯之轮（Wheel of Zeus）的公司，但你一看也知道，这是个自恋的名字，因为这三个字母就是WOZ。2006年，这公司被关掉了。

最后来说说第四位。

这位名气不扬，因为已经脱离电脑产业20年了，但人们无法忘记他，因为他是苹果早年的功勋大将，也是Macintosh开发组的重要成员。他叫Burrell Smith，苹果的第282号员工。

在看Revolution In The Valley这本关于Macintosh的传记时，Burrell Smith是最重要的主角之一。他被描述为一个硬件天才，以及一个极为有趣的人。

昨晚我加班回家，4点半躺倒在床上，准备翻两眼书睡觉，就又看了看The Second Coming Of Steve Jobs。恰好看到一段，摘录下来：

（1992年）12月，史蒂夫的汽车的挡风玻璃和在Palo Alto的房子的16扇窗户遭到破坏。几天后，（乔布斯的妻子）Laurene看到街对面的路边上坐着一个男子，带着一袋子的石头。

这个人并不陌生。他是Burrell Smith，曾是Macintosh主要的硬件设计者。Burrell曾是苹果的传奇人物，一位杰出的工程师，为了实现Steve的设想他超乎想象地拼命工作。但1985年，当Steve在Macintosh组不公正地批评并羞辱了他，他连最后的薪水都没拿就离开了苹果公司，再也没有回来。从此以后，他的精神状态开始恶化。1990年，他突然失去控制，破坏了Palo Alto的一做教堂，砸坏两尊雕像，打碎了不少彩色玻璃。被诊断因大脑化学失衡而患有双极躁狂抑郁症。在接受了18个月的治疗后，他看起来痊愈了，于是结束了疗程。

现在他又失去控制了。

……（1993年5月26日），Steve、Laurene和他们的佣人向Palo Alto市警方报警。他们的佣人说看到Burrell骑车经过房子时扔了一枚樱桃烟火，在墙边爆炸了。Steve要求临时派人保证Burrell不会进入他的家庭、房子、佣人、汽车和办公室周围一百码范围内。

Burrell被捕。

我刚才又Wiki了一下，并没有找到关于他的更多资料。但到1993年的历史，已经让我很感慨了。

最后说一句，我个人认为，Revolution In The Valley是一本非常精彩，而且有价值的作品。但它至今没有被译为中文。Lawrence曾经在Apple4us翻译过其中一小节（这本书就是一小节一小节的博客式写作），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愿意一起来将这本书翻译出来。Apple4us将负责与本书的作者Andy Hertzfeld征求版权许可，以及每一章翻译的配图工作（因为原作中有很多插图）。请有兴趣的同学在下面留言，或给我们写信：appleforus [at] gmail [dot] com。

观感就是：如果有人能这么美、这么优雅，那作为人这么一种生物，还是值得的。

搜索到Bob Willoughby的flickr。

最喜欢的照片是这张：

其中的乐观，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怎么那么难得一见？

音乐类：

Rolling Stone Cover to Cover: The First 40 Years
《滚石》杂志前40年大打包。作为记者，我一直挺佩服人家：文章好看，杂志也算得上精工细致。难得的是，不知道为什么Barnes & Noble为什么突然给它大降价：从125美元变成了25美元！

Hotel California
光看看本书副标题里提及的名字——Crosby, Stills, Nash, Young, Mitchell, Taylor, Browne, Ronstadt, Geffen, the Eagles——也知道这样一本对1960、70年代美国西岸摇滚乐历史的回顾作品会多有趣了。说起来奇怪，我居然先听了Ronstadt，然后才是其他人.......另外一说，我觉得Steve Jobs喜欢在加州光脚溜达，也是受当时的潮流影响。

On The Road with Bob Dylan
关于Bob Dylan那传奇的1975年Rolling Thunder巡演的。这大概是我买的第四本Bob Dylan的书。他对我而言是个神奇的诱惑：神秘的灵感和永远独立的自我。

Bono
这是和法国记者Michka Assayas做的一系列访谈。在一家卖CD的店里看到，因为在清仓，所以便宜的惊人：7美元一本。买了两本，另一本要送人，一直忘了递出。

U2 by U2
在拉斯维加斯的时候，逛遍了主街也没找到一寸书店。打听的时候也遭路人白眼：居然有人来这里买书？最后在Macy's里面的巴掌大的Borders express买了这个。没办法，U2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科技媒体类：

Revolution in the valley
关于Macintosh诞生的美好记忆。也许可以排的进苹果公司相关著作的前三甲（如果让我评的话，第一是Little Kingdom，第三是the Second Coming of Steve Jobs）。也是我在Apple4us接下来最想组织翻译的作品——有人报名吗？

Valley Boy
李开复曾推荐给我一本Silicon Boys，结果2007年又出了本Valley Boy。这本是鼎鼎大名的VC Tom Perkins的自传。光里面描述John Doerr的两段话已经让我绝倒。

What the Dormouse Said: How the 60s Counterculture Shaped the Personal Computer
光这题目就足够诱人了：19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究竟如何影响了PC产业？何况是New York Times大记者John Markoff的作品。我似乎对1960年代极为有兴趣，上次在瑞典买过60年代影集，现在更是任何这个领域的好书都来者不拒。

A Life Decoded
生命科学领域大牛Craig Ventor的自传。这个领域我是彻底的白痴，不过很好奇，何况居然只要不到4美元就买下了硬皮全新的。

the Highwaymen
肯·奥莱塔是New Yorker的媒体专栏作家，大概也是美国最著名的媒体领域记者。这本书收集的都是他1990年代的作品，比如跟踪Rupert Murdoch两周写的《海盗》。奥莱塔并非我特别喜爱的作者，但不知不觉居然买了4本他写的书：写微软反垄断官司的World War 3.0，写报纸业的Back Story，写Ted Turner的Media Man。

the Mailroom
好莱坞经纪人世界的口述历史。反正看完这书，就觉得自己的工作一点都不累......

Reporting
David Remnick在New Yorker文章的结集。2006年时在新加坡机场见到，没买，上了飞机后，许知远同学说那书很好。这次买了，是最近翻看最勤的一本，果然好。一文学青年，还被派驻过前苏联——用苗炜师傅的话说：好记者是不能错过大事件的。

金融类：

Poor Charlie's Almanack
巴菲特的老搭档Charles Munger的文集。花了100美元才拿下。不过其中50美元是为了Munger的签名——我自我解嘲说：既然已经有了Warren Buffett在Ben Graham在the Intelligent Investor一书上签名，还是好事成双吧。这本书里的内容正被《环球企业家》陆续翻译。

Seeking Wisdom: From Darwin to Munger
和《穷查理年鉴》搭着买的，光本书结尾处作者归纳的“遇到一个问题时，Munger的思考方法是什么？”，就足够有看头了：要问到大概4、500个子问题。

the Last Tycoons
去年高盛评出的最佳商业著作。关于Lazard Freres这家老牌投行的，是本尔虞我诈之书。

The Age of Turbulence: 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
格林斯潘的自传，介绍已经够多。只是没想到国内一直没引进，看起来也不可能全书翻译进来，于是，也买了一本。

历史类：

Abraham Lincoln: The Prairie Years and the War Years (One Volume Edition)
一直想了解林肯，国内又没好的译本。2006年在米国买过一本，文字太沉闷，这本似乎好多了。这是3卷本的合集，不过真要看3卷本，大概未来几年内都不敢开始啊.....

《晚清七十年》
在国内也乱有名了，不过我看了第一本（是一些杂文的汇集），并不觉得过瘾。希望后四本不一样。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也是名禁了，不过我买它的直接原因是：国内某教父级商界人物跟我闲聊时推荐过它。

《十二个春秋》
感谢陈年老师投桃报李。

漫画类

Watchmen
买的时候只是因为Alan Moore的大名嘛。在米国，有一宿因为时差问题而看了半宿，很爽。

Identity Crisis
是英雄大集结那种漫画：超人、蝙蝠侠、蜘蛛人都不能少。我就是买个热闹，不过似乎Amazon上评价也还算是不错。

画册类：

What's Out There: Images from Here to the Edge of the Universe
不爱看星空的人生不是人生啊。对于一个中国人尤其如此。

Remembering Audrey 15 years later
这个链接有点问题。我买的是《生活》杂志Great Photographers系列的一本，但Amazon上没有收录，只好选了同一个摄影师同一个名字的书，大概里面是一样的，只是我买的是的杂志特辑。

其它杂志什么的就不算了。

比新闻更重要的是后面的讨论了。